藏文版《共同纲领》回归记

张义军

民族文字版《共同纲领》是新中国民族出版史上的标志性作品。

《共同纲领》全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施政纲领。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以前的建国纲领，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

2013年，民族出版社迎来了成立60周年的华诞。我社历年出版的重要作品将在这次盛会上为各界朋友展出，作为我社最早出版的民族文字出版物《共同纲领》（藏文版）自然以社宝的身份赫然位列展出名录前列。

世事变迁，距《共同纲领》（藏文版）的出版已经过去50多年了。当社领导作出指示，搜集整理我社历年重要作品，为社庆做准备时，却遗憾地发现连《共同纲领》的影子也找不见了。为此，社里发动了一切可能的渠道寻找此书，重点对象为我社离退休老干部和京内外藏族知识分子。但是，很长时间过去了，寻找工作毫无进展。

谁也不知道这样一件社宝是否还存世，是否能够在60周年社庆前找到。寻找《共同纲领》一时成了我社一件十分紧迫而又重要的任务。

2012年10月12日，在我社召开的一次社办公会议上，社长就十八大出版准备工作、基金项目总结和我社60周年社庆三件大事做出部署。当谈到社庆工作时，社长特别提到了《共同纲领》（藏文版），他向其他几位社领导和三十几位中层干部，神情凝重地感叹道：“咱们把看家的东西都整没了，这事怎么说？”并以玩笑的口吻许以重金寻宝，面对社长大力邀赏，大家在沉默片刻后全都会意地笑了。我自然也牢牢记住了社长重金寻找的、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这件社宝。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一直以来，我通过网络在一家传统书店为在偏远地区的友人购买一些平时很难在当地书店买到的书籍，不过这家书店的书比市场价可高出不少。10月13日晚九时许，我在电脑前网购图书时，脑海里不自主地浮现出《共同纲领》那清晰的样貌：红色的封皮，精美的印刷，封面正上方天安门放射着金色的光芒，正下方是工农兵学商群像。于是我赶紧通过网络询问这家书店负责人能否帮忙找一找藏文版的《共同纲领》，几分钟之后负责人回复说没货了，建议我上孔夫子网看看，也许会有。说起孔夫子网，那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自然是轻车熟路，那里主要出售一些古旧图书，其中也有一些未公开出版的图书。于是，我输入最理想的查询条件后，网上近百种不同店铺出售的《共同纲领》赫然在列，我紧盯电脑，仔细查看每一个页面，但直到翻过七、八页时，页面显示仍然是汉文版的。但我毫不懈怠，一定要坚持把相关网页翻阅一遍。当页面翻到第9页的时候，重庆一家店铺里藏文版的《共同纲领》字样突然映入我眼，这似乎是一本曾经的馆藏书，封面有些泛黄，上有汉文手写字，书脊部位贴有书签，与我所想相去甚远。但我还是很高兴，毕竟社长花很大气力寻找的书在这里找到了。不过页面显示仅存一本，潜意识告诉我要跑在时间前面，否则会给自己和社里留下巨大遗憾！晚一秒，此书也许就会旁落他手。此时，订购按钮也显示正常。我赶紧第一时间打电话把这个好消息电话告知了才让加社长。才让加社长就一句话：“好！赶快订！”得到指示的我，顿时感觉全国各地几十双手都在朝同一个订单按钮，自己的手指也好似慢了半拍。键盘飞舞的同时，我感觉自己也像是在飞。当我点击“订购”按钮后，页面显示出“此书已订购”五个小字。我一下子怔住了，赶紧询问店主，店主略带抱歉地说，这是售书后忘了核销记录了。我紧追一步问，此书能否从买家手里回购，价钱可以高点。对此，店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在他的店里曾售出两本这样的书，都是北京的买家买走的。我又补充说，如不能回购，可否把那两位北京买家的电话给我。店主沉思片刻后，婉言谢绝了我的请求。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第二天晚上，我通过QQ给店主留言：我是北京一家新闻出版机构，愿以1000元的价格购买藏文版《共同纲领》，请帮忙。一天过去了，了无消息。我揣猜可能是价码不够分量，于是破釜沉舟，加大了悬赏筹码：我是北京一家新闻出版机构，愿以2000元价格购买藏文版《共同纲领》。此招果然奏效，就在留言后的第二天早上，一个号码显示为重庆的电话在8点之前一连打来6次，我9点钟看到后立刻回了过去。对方很兴奋地告诉我，他是重庆的二月花书店的邓老板，我找的书他在一个朋友那里找到了，并一字一句地问：“你是出2000块钱吗？”我给了他很肯定的回答。听得出，邓老板对我购书的目的很是疑惑，对我的报价表示高度怀疑。其实，我自己对以2000元购买这本书的心理准备也并不十分充分，心想这可算得上一本天价书了。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我让店家把图书的封面、扉页、版权页、封底扫描后发给我，等确认后马上成交。趁书还在寄往店家的路上，店家尚未挂网销售，我打电话告诉才让加社长书找到了，不过要花2000元钱。才让加社长很干脆地说：“没问题！先看扫描件！”两天后，扫描件到了，我把它传给正在社外忙碌的才让加社长，很快，他回电话说：“就是它，赶快订下来！”

大功即将告成。通过和店家对发票等一些细节的商讨，我最后以1600元的价格通过电子支付平台完成了交易。两天后，一份来自重庆的快递送到了我的手上。当我接过这封邮件，小心翼翼地取出这本等了好久的小册子时，才出乎意料地发现它是那么轻那么薄。但这本让许多人花费了很多时间寻觅不见的书，此时如此真切地呈现在我面前时，我又觉得它是那么厚重！这是一本与我想象完全不同的小册子：白色封面微泛黄，很干净很整洁；封面上书红色藏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下书“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出版发行”，正中间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徽标；扉页是暗红底的毛主席肖像；版权页用繁体汉文书“藏文译本，北京，1950年7月初版，1952年4月第二次修订（5）版”。

第二天，我怀着特别的心情把这件对我社来说具有特别象征意义的书交到了才让加社长手上，才社长对我所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我觉得，这次网购的成功也是合作的典范，其中如果没有才让加社长在关键时刻的定夺和指示，购书之路恐怕不会如此顺利。

事后，好几位同志都祝贺我淘宝成功，并拿社长的话来与我玩笑。我觉得，这本小册子本身并没有特别的价值，只不过是它特殊的历史使它显得非常珍贵，而社庆工作又迫切需要它，我只是因一个意外的缘分找到了它而已，所以我决定把它赠予社里。

七天淘书既有曲折与巧合，更有意外和惊喜，点滴付出的背后，我的内心涌动着喜悦。

许多天过去后，在向社长汇报工作时，社长为我解读了关于《共同纲领》的鲜为人知的历史背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当时成立这一机构的目的非常明确，主要有三项任务：第一项任务就是用少数民族文字翻译和出版《共同纲领》，第二项任务是成立中央访问团到少数民族地区慰问各少数民族群众，第三项任务是翻译出版国外主要是苏联民族理论与政策方面的读物。至此，《共同纲领》在我心中的分量又增加了许多，这本再寻常不过的小册子，不仅在我社出版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在我国民族出版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它见证了一个伟大时代的诞生，见证了一个我国各少数民族当家作主、参与国家治理的新时代。

 

附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于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

《共同纲领》除序言外，分为总纲、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共7章60条。它肯定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宣告了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统治的结束和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建立，规定了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它确认“中国人民民工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它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为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宣布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进行土地改革；并且规定了新中国的各项基本政策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由于它所规定的是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则及各项基本政策，并且由于它是由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因此，尽管它还不是一部正式的宪法，但不管从内容上还是从法律效力上看都具有国家宪法的特征，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它是建国初期团结全国人民共同前进的政治基础和战斗纲领，对于巩固人民政权，加强革命法制，维护人民民主权利，以及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方面起着指导作用。它的许多基本原则在制定1954年宪法时都得到了确认和进一步发展，因而在我国宪政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