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敬的老社长黑伯理同志

崔龙星

我于1963年8月，由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语文系汉语文学班毕业后，分配到民族出版社。参加工作后，没过半年，1964年月2月黑伯理同志来到民族出版社任社长（国务院第141次全体会议通过任命黑伯理同志为民族出版社任社长）他高大魁悟的身材，目光炯炯的大眼睛，慈祥的笑容。全体职工在当时的食堂兼用大会议室里召开大会，热烈欢迎新社长的到任。

黑伯理同志来我社后，广泛地接触各族职工，召开各种各样的座谈讨论会，听取意见，进行深入仔细地调查研究工作。在虚心听取各文室人员的意见和建议后，针对民族出版社的实际，提出了加强编译出版，加快发展民族出版事业的一整套确实可行的规划和具体措施。伯理同志善于调动各文室编译出版的业务骨干的积极性。特别是他根据民族出版这一特殊编译出版特点，提出了加快出版民族文版的马列毛泽东等经典著作，党和国家的重要政策文件和各民族喜闻乐见的图书期刊等出版物。

黑伯理同志和出版社老领导一起狠抓出版社管理，没有经过多长时间，我社面貌焕然一新，大大提高了民族出版社的知名度。

黑伯理同志来社做的第一件大事是：1964年，我社蒙、藏、维、哈、朝等五种民族文版式《毛泽东选集》（1-4卷）在己出17种文版的基础上，截止1965年9月，重新修订再版并出齐《毛泽东选集》（1-4卷）共20种。黑伯理同志紧紧依靠鸿范、德林等社领导，与内蒙、西藏、新疆和东北三省“毛泽东著作编译委员会”联系，抽调地方编译骨干和我社蒙、藏、维、哈、朝文室编译骨干一起，集中力量，集中时间对己出版的五种民族文字版进行全面修订再版。从修订译文到审稿、校对、付印，全部稿件前期经过数十次。仅校对就达到六次以上，做到出书前几乎挑不出什么毛病，高质量、高标准的精品样板图书，享誉于全国经典编译作品。

黑伯理同志来社做的第二件大事是：抓出版质量抓出版品牌、抓出版时间，他说：“横扫散、松、乱，狠抓质、数、时，而且他和老社长萨空了，领导李鸿范、德林等同志一样，特别强调，办好一个出版社关键在于培养好一支编译出版队伍，出好一批精典、精品的图书，搞好出版制度建设。

黑伯理同志特别重视编译骨干的培养，他讲要提高出版质量，出好书，出好品牌，而且要快出书，关键在于队伍的培养、提高。他来社后，和老领导一起，调动各文室的编译骨干。相信和依靠他们抓业务学习，培训业务。多次定期或不定期的以室为单位召开业务经验交流和学术谈讨会，请各文室老编译专家，讲述编译经验，编译知识，大家听讲讨论，提高业务水平，探讨编译质量，不断提高业务能力，进一步提高出版质量。黑伯理同志为了提高编译业务水平，强调各文室业务人员组织“走出去，请进来”。编译室同志分批分期到本民族集中地区和当地同行们交流学习，编译工作中的一些疑难问题或语言用法、译文用法上问题，得到统一和提高。也和地方编译出版单位联系，尤其是把地方“毛泽东著作编译委员会”等同行专家请来我社讲座或交流经验。把中央民院民族文班同学或西藏民院学生请到我社在同文种编译室学习、实习。我社也从中调选年轻骨干学生，黑社长和其他老领导长期重视和精心培养了一大批编译、出版骨干人才。

比如：蒙文室：奥尔黑勒、巴根、双宝、张吉夫、卓日格图、乌云巴图、藏文室：戴贤、高炳辰、白登、孔宪岳、降边加措、社吉才杰；维文室：乌布利、哈力木、呼加、努尔买买提、王一元、付康训；哈文室：努尔别克、苏合拜、阿不拉什、哈力别克、史铸美、王景生、卡哈尔曼；朝文室：桂荣信、韩寿山、金龙旭、李钟万；总编室：辛智、王寅生等。这些同志在不同年代成长为各文室业务骨干和尖兵，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黑伯理同志狠抓编译出版的各项制度。他是出版专家，他在民族出版社摸准编译规律，强调制订岗位责任制度的重要性，以便以制度把好出版质量编译质量关。各文室制订岗位责任制，提出责任范围，严格按制度审核各项业务。为了把好图书质量，从头开始抓质量。社总编室专门设立“质疑组”，由社有关同志和专家学者组成，对各文室提出的有关原文的理解、语句的规律性等疑难问题进行研究和解答，需要时写专题报告，报请中央等有关单位解答。各文室严格实行“三审制”，凡是稿件发稿前，必须经过三审，重要稿件经过三审后又集体复审。

黑伯理同民在社庆五十周年纪念册上题了词“翻译工作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不是把汉文拿过来就可以译得出来的。由于有许多表达新概念的词汇在民族文字中没有现成的对等词汇，在翻译中要精心选择各民族原有的较适当的词语来表达，或者创造性地巧妙地加以翻译才能译得好。出版社的工作人员有已经工作了二三十年的了，这些人都是为了照亮别人而燃烧着自己的人，他们都是值得大家尊重的。

黑伯理同志在民族出版社工作多年，确实是特别重视各民族编译人员的创新劳动，尊重和关怀各职工的进步成长，而且他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他是受到民族出版社各族职工尊敬和爱戴的领导。

在建社60周年之际，我们预祝老社长黑伯理同志健康长寿！快乐幸福！

在新的历史时期民族出版在继承老一辈光辉事业的基础上，迈开了新的前进步伐，作为过来人，我相信在全社各族职工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民族出版事业一定会取得更大的发展，一个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一定会实现。

第三件是，黑伯理同志狠抓机关管理工作。他善于动员大家的积极性和发挥每人的一技之长，把出版社建设得井井有条，工作扎扎实实，成效斐然。

黑伯理同志来社后，响应毛主席“学习雷锋同志”的号召，积极扎实地开展了学英雄、树新风、学先进、树榜样活动。在那些年代民族出版社各族职工，以雷锋、焦裕禄同志为榜样，在编译出版、出版管理、图书发行以及后勤服务方面，夜以继日地勤学苦练作，积极开展了比学赶帮的活动，处处为他人着想，助人为乐，出版社环境面貌也大有改观，办公大楼走廊楼道净洁干净，楼前楼后花树成荫，环境卫生在和平里地区属先进的模范单位。不少同志以雷锋为榜样，不为名不为利，争做好人好事。比如：韩寿山、卞钧德、崔基天等同志组成“学雷锋理发队”，每逢周日，背着理发箱，走访和平里郊外太阳宫、洼里等农村田地里边参加割麦、插秧等劳动，边给农民工理发；有的同志长期坚持到河南驻马店（民族出版社三线厂）参加劳动锻炼，也给当地民工理发、交朋友、组织“民族团结”、“民族画报”的编辑记者到河南兰考县采访学习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在我们两刊上，认真报导，热情地把焦裕禄书记的事迹进行宣传报导。并把焦书记喜爱的兰考梧桐树苗运来，在我社楼前后移植，环境大有改观。

黑伯理同志特别关心各职工身心健康，他在因地制宜地动员大家积极开展文化体育活动。制定制度要求全社职工在上下午抽20分钟做工间操，夏天又组织职工每逢星期六中午到郊外洼里学游泳，伯理同志每次带头和大家一起学，一起锻炼，到冬季，在出版社后院做人工冰场，开展滑冰运动；出版社组织开展各类球类比赛，经常在和平里地区参加乒乓球，羽毛球、篮球、足球比赛，每逢周末组织交际舞会，各族同志兴高采烈地参加革命文艺晚会，出版社乐队经常与民族印刷厂乐队合作表演。每逢过年过节，以文室各部处单位演出各族特色的精彩文艺节目，大大增加了节日气氛，增进了团结友谊。全社职工的精神面貌大大改变，职工的体质大大增强，在工作中干劲十足，出版事业蒸蒸日上，好人好事层出不穷。

第四，民族出版社的好风气是几代社领导传教下来的。我社各民族职工，不为名，不为利，默默无闻地奉献，成为团结互助、友爱创作的大家庭，这是我社萨空了、黑伯理、李鸿范、德林、任英、金万善等一代一代老领导传教下来的好风气。我社职工之间，团结友爱，互帮互助是一大特点，也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那些年代，国家穷、家家穷，但我们出版各族职工没有一个叫苦叫难。在六、七十年代，职工薪水普遍低，而且，一无奖金福利，二无稿费等额外收入，生活很艰苦，但大家忠于职守，富有奉献精神，每天上下午和晚上八九点在办公室默默无闻地奉献着自己青春和血汗，形成成了团结互助、友爱合作的民族大家庭。各编译人员接到编译任务，大家主动加班加点，认真完成紧急出版任务，从无怨言。为了赶出书任务，把办公室，把印刷厂当成自己的家，熬过了无数的日日夜夜。那些年老体弱的老编译同志带孩子家务繁重的女同志牺牲个人的一切，默默地献身投入。

领导与职工之间，是亲如兄弟姐妹，一律平等。社领导无特殊化，广大职工或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也不例外，都亲切地叫名字“伯理同志”、“鸿范同志”、“德林同志”、“任英同志”等，很少称呼他们为“社长”、“总编辑”、“局长”、“处长”。因而，上下级关系很融洽，和睦相爱、尊重可亲，领导平易近人，下级愿意亲近领导，愿意与领导谈心说实话。

我社逢年逢节，以室为集体、走访慰问，互相串门探望。出版社从来未发生过民族之间的矛盾和纠葛。确实是名符其实的民族团结的大家庭。我社食堂又是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制作民族习俗的特色饭菜的好地方。食堂大师傅，多数是汉族老师傅，但他们善于学习各族特色饭菜饮食文化，尊重并学习各少数民族习俗和饭菜手艺。民族出版社制作的奶茶、馕、抓饭、辣白菜等，深受我社蒙、藏、维、哈、朝、汉等各民族职工的喜欢，享誉和平里地区。

我社历届领导特别重视民族团结教育，各族之间、各文室之间、上下级之间，互相尊重、互相学习，特别尊重各民族的习俗，学习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我社多年在民委系统在北京市和全国授予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单位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