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首届研讨班与民族版协的成立

刘树枫

为庆祝民族出版社建设社60周年，负责《我们的回忆》一书征集稿件的周殿鹏找到我，约我写一下当年民族出版社为首届全国民族地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研讨会和为成立民族版协所做工作的回忆文章。他说的一句话打动了我:“老刘，写吧，不然出版社后来的人都不知道那段的历史了。”殿鹏和我都是当年此事的亲历者，这段岁月屈指一算都过去20多年了，记忆有些模糊了。但当我决定写了，并从刚提前退休后还没整理的一个箱子中找到当年在研讨会上我拍摄的照片，看到已经发黄的1991年社内的《民族书林》报（那是当年我们总编室创办的）中，对首届全国民族地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研讨会和民族版协成立的文字记载，脑海中对那段岁月的记忆又渐渐清晰起来了。

1990年底至1991年初，为了推动全国少数民族出版事业的繁荣和发展，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协办的建国以来第一届全国民族地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研讨会在京举办。

受国家新闻出版署的委托，由民族出版社具体承办研讨会的会务工作。当时我在民族出版社总编室任副主任，时任社党组书记、总编辑朱英武、社长巴达拉夫同志十分重视这次会议的召开。考虑到全国各民族地区出版社领导来京的生活习俗，决定把会议的地点安排在新疆驻京办事处。抽调了我和总编室的鲁宝春、安平平，行政处的周殿鹏、吴京渝等同志成立会务组，由我负责，提前入住了位于二里沟附近的新疆驻京办事处，开始了繁杂的会前准备工作。

这是建国以来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研讨会，分布在我国北京、新疆、西藏、内蒙、云南、广西、青海、四川、贵州、宁夏、甘肃、东三省等14个省、自治区的21个城市的36家民族出版社，对此次的会议都高度重视。不久，参加会议的名单纷纷电报到会务组，包括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克尔克孜、回、纳西、达斡尔、壮、彝、傣、汉等13个民族，基本上都是各社社长、总编缉亲临会议。我社社长巴达拉夫同志任首届研讨班的班长。

接机、接站，安排食宿、文件分发、会议日程活动的安排等一系列的会务工作十分繁杂。特别是吴京渝，在与会人员开始报到的几天里，他来回奔波在机场、火车站，不分昼夜，十分辛苦。殿鹏负责总务工作，他认真细致，工作有条不紊。宝春和平平也各有分工，大家虽然很忙，很累，但合作的很愉快。

记得当时直接和我们会务组联系和指导工作的是新闻出版署图书管理司的司长杨牧之和副司长潘国彦。特别是潘国彦同志，和我接触的很多。这是一位十分谦虚、诚恳，仪表整洁，让人尊重的领导同志。由于三部委给予此次会议拨发的经费十分充足，老潘曾多次和我说，刘处长（他一直这样称呼我，直到后来他到新闻出版报任总编辑，我们的联系也一直没有中断），会议经费不要节约，不要剩一分钱，都要给各个民族地区来的同志们花掉，要安排好他们生活，要让代表们满意，他们从边疆来一趟北京很不容易。

朱英武同志当时除了是我社的一把手之外，还兼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办公厅副主任和驻京办事处主任的职务。因此，我们在新疆驻京办事处各项工作开展的很顺利，很多事情都是老朱亲自安排的。

研讨班是在1990年12月下旬开始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申作，中宣部出版局长高明光、国家新闻出版署付署长刘皋、图书管理司司长杨牧之、副司长潘国彦、国家民委文化司副司长任一农等参加了研讨班的开学典礼，并在会上作了重要的讲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中国新闻社、新闻出版报、民族画报、民族团结杂志等首都新闻单位做了新闻报道。1991年的元旦，我们会务组人员都是陪着与会代表们在新疆驻京办事处度过的，大家只休息了一天，元月2日会议就又开始了。

参加研讨会的38位全国各民族地区出版社的领导们，就本社面临的出版经费不足、编辑力量薄弱、民族图书发行面窄、各社同语种选题撞车等问题，研讨了如何发展，如何解决，畅谈了对民族出版事业发展的想法和建议，发言十分踊跃。

在半个月的时间里，新闻出版署为学员们安排了16次的学习讲座，包括新闻出版署图书管理司司长杨牧之的《当前出版形式和图书出版的任务》、副司长潘国彦的《压缩整顿出版社当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国家民委文化司副司长任一农的《民族出版事业面临的挑战》、国家新闻出版署法规司副司长曹三明的《什么是版权法》、国家版权局局长沈仁干的《版权知识和版权管理》、中宣部出版局局长高明光的《编辑思想与出版方针》、中央统战部二局处长张东亮的《新闻出版与民族团结繁荣》、二局处长孙振风的《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和宗教政策》、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林尔慰的《出版社的经营管理与中外合作出版》、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吴道泓的《图书的出版发行与宣传》、三联书店编审戴文葆的《审读与三审制的问题》、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阙道隆的《制定规划与选题论证》、国家新闻出版署法规司段桂鉴的《我国出版法的若干问题》等。通过学习讲座，有效地提高了全体学员的政策水平、业务水平和领导管理素质。会后，我社以研讨班的讲座为主要内容，编辑出版了《民族出版编辑知识讲座》一书，为这次学习班留下了出版记录，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会议期间，我社曾两次约请了各民族社的代表们来社里参观座谈。我起草了朱英武同志代表民族出版社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民族出版社的改革情况》，与会的各社领导在讨论发言中，纷纷提出了应该建立一个能够联谊全国少数民族出版机构的组织，加强联系，交流选题，互通有无。其实这个呼声早在1988年和1990年，在北京举办的两次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各社领导在我社的邀请座谈会上，就已经提出过了，而且呼声越来越高。在这次研讨会上，代表们又一次提了出来，并几乎一致推选由民族出版社“老大哥”牵头。这个建议，得到了在场新闻出版署领导的大力支持，我社领导也不负众望，在会上明确表态支持和牵头，并承担各项民族出版工作委员会的筹备工作。

研讨班于1991年1月7日圆满结业，来自各民族社的代表们受到了国家民委副主任伍静华、文精、李德洙等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和宴请。

会议期间，除了日常的工作以外，我们会务组特别安排代表们参观了盼望已久的亚运村。对他们的学习、生活照顾的也十分体贴。会议期间喜逢1991年元旦，我们还精心组织安排了一次与新疆驻京办的联欢活动。各民族代表欢聚一堂，载歌载舞，过的十分开心。结业后，我们又一一送走了各位代表，他们对会务的工作安排十分满意。

由于我社承担的会务工作完成得十分出色，在研讨班刚结束不久，就收到了新闻出版署给我社发来的表彰信。全文如下：

表彰信

民族出版社：

为促进民族出版事业的繁荣，总结交流民族文字出版工作的经验，我署在中央统战部、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民委的大力支持下，于一九九0年底在北京举办了全国民族地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研讨班。

在办班期间，民族出版社受我署委托承担了繁重的会务工作。社长巴达拉夫同志，总编辑朱英武同志精心组织安排，专门抽调了刘树枫、安平平、鲁宝春、周殿鹏、吴京渝等同志组成会务组，节假日也坚持驻会上班，热情周到地为来自全国十四个省、区，十三个民族、三十八位学员服务，受到全体学员的赞扬，为研讨班的圆满成功做出了贡献。

特此对民族出版社为促进民族出版事业的繁荣、加强民族团结所作出的成绩，予以表彰。

新闻出版署

一九九一年一月十六日

后来听老潘跟我讲，署里像这样发文表彰出版社的还是第一次。

在随后筹备中国民族出版工作委员会工作的几个月中，我起草了《中国民族出版工作委员会筹备工作报告》、《中国民族出版工作委员会章程草案》、《民族出版通讯》等一系列文件和报告，并负责日常与全国各民族社的联系，为中国民族出版工作委员会的正式成立，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

研讨班结束后，新闻出版署一直十分关心民族版协的筹备工作。为了帮助和解决民族版协在今后工作的经费问题，杨牧之司长亲自与北京新闻出版局联系，特批了有二级图书批发资质的《华文图书公司》给民族版协。这在当时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遗憾的是这个公司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被后来的领导无端的取消了，让人唏嘘。

在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民委、中国版协的支持和指导下，在全国各民族出版社同仁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国家新闻出版署的资格审查和民政部的备案，1991年9月11日，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正式发出了批准成立民族出版工作委员会的通知。1991年10月31日，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民族出版工作委员会章程在筹备会上原则通过。1991年11月4日，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民族出版工作委员会在位于北太平庄的总政宾馆远望楼召开了成立大会。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赛福鼎 艾则孜同志，国家新闻出版署付署长刘皋，中国版协秘书长王业康受中国版协主席王子野的委托，国家民委文化司代理司长田希宝受国家民委副主任伍静华的委托到会祝贺。他们对该会的成立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并发表了讲话。希望该会为我国的民族出版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作出贡献。民族出版社党组书记、总编辑朱英武同志代表民族出版工作委员会筹备组做了筹备工作报告。大会还收到了全国各民族地区新闻出版局、出版社的贺信、贺电、题词。

会议期间，与会的代表们一致通过了《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民族出版工作委员会章程》，决定创办《民族出版同讯》。同时确定了各社会费标准、办公地点等具体问题。民主选举了民族出版工作委员会领导机构。民族出版社党组书记、总编辑朱英武同志为主任委员，社长巴达拉夫同志为副主任委员。西藏、内蒙、新疆、广西、宁夏、四川、延边、贵州、云南等地的民族出版社代表为副主任委员。民族出版社副总编辑韩寿山同志为民族版协的秘书长。副秘书长为其他一些出版单位及在京的几家民族出版社。

这次会议的会务工作，记忆中仍由我和总编室的鲁宝春、安平平，行政处的周殿鹏、吴京渝等同志负责。版协成立大会结束以后，韩寿山同志代表社领导找我谈话，希望我到版协的办公室做主任工作。我考虑了一下，表示还是希望留在总编室，老韩比较惋惜，但还是尊重了我的意见。后来是蒙文室的主任格日勒图去了。几年以后，我也调离了民族出版社，但仍在一个办公楼里办公，时时能看到民族出版社的变化和成长。

一晃2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民族出版社党组书记、总编辑朱英武，版协主任委员；社长巴达拉夫，版协副主任委员；民族出版社副总编辑韩寿山，版协秘书长，都一一病逝了。老朱在职时，我们彼此对对方的工作风格都互相欣赏。他离休后，我在几个春节都去他家里看望，并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老巴在我离开民族出版社以后，也曾多次打电话给我，关心地询问我的情况。老韩是我在总编室的老领导，为人宽厚、善良，是我的良师益友。当年我在业余时间经常翻译朝鲜族小说、民间故事和散文，他对我的翻译工作十分支持，我也经常打扰他，询问一些翻译难点。尤其是我开始翻译朝鲜族第一部军事题材长篇小说《渡江前夜》时，他还特地联系了作者和我见面，对我帮助很大。记得在八十年代初，我托青岛的战友给我设法搞到了一箱青岛啤酒（这在当年可是珍贵的奢饰品），请老韩来我家做客,我们几个人把一箱啤酒都喝光了。老韩那次喝得十分尽兴，他诙谐地对我说，他的胃虽然被切除了不少，但喝过的啤酒，仍能装满一个游泳池。

逝者如斯夫。今天再彰显那段历史的时侯，我深深地怀念他们。民族出版社是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第一个工作单位。在这里，我和各民族的兄弟姐妹一起工作了15年的时光。在欢庆民族出版社建社60周年的日子里，希望后来的人们知道，当年在民族出版社工作过的我们，曾经为建国以来第一届全国民族地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研讨会，为中国民族出版工作委员会工作的筹备和成立所做的工作，以及为民族出版社所获得过的荣誉。也祝愿民族出版社在今后的历史发展中，取得更大、更好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