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

 

现在，出版社的年轻人见到比自己年长的老编辑都称之为老师，一方面是年轻编辑学生出身习惯使然，另一方面是对老编辑的敬重，老编辑们也欣然接受。每当这时，我心底总有一种莫名的感觉。

当年我第一次被介绍给编辑室的老同事们时也曾真诚的发出过“老师好”的问候。可是，室主任马上纠正我说“在咱们社里不兴叫老师，一律称同志或直接叫名字”，接着指着在座的各位，“这位是启祥同志、那位是静芳同志，还有一之同志、老丁同志。。。。。。”我最小，自然就被称为“小杨同志”。上班的第二天我就在称呼上尴尬了一回。

一早，主任长工同志让我抄一篇稿子，抄好后送到隔壁交给静芳同志。当我敲开隔壁的门时里面坐着的却不是静芳同志，而是一位比她年龄稍长的女同志，我一时不知该称呼她什么同志，就叫了声阿姨，谁知那位阿姨马上站起身：“小同志，出版社是个革命的队伍，大家都是同志关系，别叫阿姨、叔叔之类的，那不合适，我是王君琪”，我一时语塞，试探着问“那我该叫您君琪同志？”那位阿姨马上爽朗地说：“不用那么麻烦，就叫我老王好了”。

话音刚落门被推开了，“王阿姨，这是你住院时的一些单据”一个姑娘递过一个纸袋，“谢谢你呀，小马” “王阿姨？不是都叫同志吗”我略感诧异，为了不让老王现出尴尬，我假装没听见，随手翻看桌上的《民族画报 》。送走姑娘，老王马上回过神对我解释：“我前些天住院了，需要室里的同志陪住，但室里就那么几个女同志又都有孩子、老人的，她们就跟后勤的小马姑娘商量了一下换了工，小马去医院陪我，小马的工作室里同志分头做。在医院就随便些，她叫我阿姨” 。接着老王像是对我又想自言自语：“在单位还是叫同志比较好”。“那是，那是”我嘴上应着，心里想，不就是个称呼吗。

很多年过去了，我没有逐一询问过当年的老同事们他们听到小字辈直呼其名时的感觉，反正我一直纠结，我既不能对比我父母还要年长的老同事直呼其名，又不能破坏社里的习惯称其老师，何况人家还不敢接受，就只得称他们为老张、老王、老丁。。。。。。

称呼改变的背后是出版社定位和企业文化的变迁。早年，出版社像是国家民委机关的派出部门， 许多老同事来自委机关，后来，又被陆续调入委机关。因此，出版社的人员是一支不折不扣的执行国家民委决策、完成国家民委交给的任务的“革命的队伍”。“文化大革命”后期，很多人作为“五七战士”携家眷一起下放到湖北干校，同吃同住同劳动，在那种环境下培养起来的“阶级情”“战友情”使出版社的老同事之间亲密无间，“同志”是那时彼此间最贴切的称呼。近些年，随着出版社文化功能的日益凸显，称呼也渐渐顺应了文化人的认同。

如今，老长工、老丁、老王已乘鹤西去，启祥、静芳、一之等同志已届耄耋，在此，请原谅我当年的无礼，其实在我心里一直把你们当作老师，只是不方便叫出口。

 

之二

 

前几天整理书柜，翻看冰心先生题字赠我的《吴文藻文集》，想起了一件趣事。

二十七年前，社里打算出一套老一辈民族学家的文集。那天，按约定社里派我去中央民族学院的民族研究所，找所长索文清取吴文藻先生的稿件。我和索老师简单交谈后他到资料室去取稿子。不一会儿，他空手回来了，说稿子还没整理好，我打听何时再来取时他却闪烁其词，王顾左右而言他。无奈，我只有空手而归。两天后，书稿由马淑贞老师取回。

若干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熟识的王庆仁老师谈起此事，这位吴文藻先生的关门弟子立马笑喷了，他说，你还不知道，是我一句话，不过，那时我还不认识你。我那天经过所长办公室，见是一个小姑娘来取书稿，就乘机对索老师说，这么重要的东西哪能随便交给一个小丫头，他就把你打发回去了。哦，原来如此！

《吴文藻文集》是庆仁老师等从吴先生发表在解放前后的一些杂志上和在国内外出版的专著中精心选编的，其中有一些劫后余存的珍贵论文资料。较长的要节选，漫漶不清的要抄写，一些地名、人名要加注释。。。。。。最后由冰心先生一一过目并为之作序。

当我做了多年编辑，对这一行的不易有了一些体会后，完全对庆仁老师不信任年轻人的做法释然了，因为，每个编辑对自己的工作成果都视之如子，生怕其夭折。

冰心先生令人高山仰止，文集出版之际，先生为感谢编辑人员特意问了编辑组所有成员的名字并亲笔签名赠书一册，我这当年的小子辈也有幸得之。

 

 

之三

 

“劝君更进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2004年的中秋节我和黄显辟、李志荣、冯良四人是在兰州的黄河边度过的。与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的郑所长及学生话别后，志荣回宁夏，我们三人就真的西出阳关了。打算沿河西走廊穿越当金山口到青海，沿途走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敦煌研究院、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政府和文化部门。

这是被同事们亲切的称为“阿黄”的汉文室年轻有为的室主任履新后精心安排的一次考察，是为即将编辑的《西北少数民族通史》和《敦煌学文库》积淀编辑体会。

为了节省开支，我们借了朋友的一辆车，轻车简行。风餐且找便宜的住处。我们的车是青海牌照，出来时走得匆忙忘记带行驶证，行驶在甘肃的地界经常被拦下。每每都是阿黄迅速下车，用带着广西腔的普通话向交警解释我们此行的目的并检讨我们的冒失，他的话语诚恳，我和冯良也随后下车行礼，到敦煌的这一路竞顺利过关。谁知即将离开甘肃时我们却“折了”。进入阿克塞境内没多久，我们被拦下了，先前屡试不爽的做法都没用，要扣车。扣车哪行，我们的计划不就泡汤了，我们围着执法站的人好说歹说，终于对方吐口了，改为交罚款。阿黄一看有缓，马上把我拉到一边说：“快查哈文室别克的电话，他是阿克塞人，叫他想办法找人替我们说情”。于是电话打回社里，别克是找到了，别克的交警朋友也来了，可是执法站的人跟我们叫上劲了“小样，没扣车就便宜你们了，还找地方人说情，我们不买账，这里归酒泉公路局管，你们找县上没用，县官不如现管”别克的交警朋友能力有限，小声说，“你们等会儿，我给县长打个电话，请他出面。”事情已然至此，我们也不想把事搞大，更不想麻烦更多人。只得乖乖交了罚款走人了。事后阿黄心疼地说，以后几天每人每顿只能吃一碗普通拉面，不能加肉。

经过怪石嶙峋的当金山口，车子进入青海，与田连阡陌，人烟稠密的河西不同，四周是一望无际的戈壁荒漠，就在这荒芜的地方我们竞意外地遇到了一起车祸。一辆格尔木运煤的大货车侧翻在道边，驾驶室严重变形，司机和副驾驶均受伤卡在里面不能动弹，我们心急如焚，怎奈没有工具，手扒脚蹬无计可施，最可怕的是周围没有无线信号，手机打不通，我们分头跑出很远依然没有信号，还是我们的司机师傅——一位在西藏当过兵的中年汉子果断的说：“咱几个救不了他们，时间越长越危险，还是快上车到大柴旦打电话想办法找救援。”于是，我们唤醒了还有些意识的副驾驶，问了他们的姓名、单位、联系方式并记下他们的车型、车牌，给两人喂了些水，留下我们随身携带的仅有的两瓶矿泉水和半包饼干，拧开盖子，撕开包装，放到他们稍微侧下头，嘴巴可以够得到的地方，含泪而去。

车子在旷野上疾驰个把小时，别说一车、一人，就是一棵树也没见到。突然，前方有一个黑点进入我们眼帘，越来越近，一辆军用卡车从远方驶来，我们激动不已，全体下车频频向军车招手，车子停下了，这是一辆载着十几位战士的战备施工车，车上有镐头、铁锹、电缆等，我们急切地把遇见的车祸情性和大概方位详述给他们，拜托他们前去救援，并留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此时，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

渐渐地，前方隐隐绰绰有了一些绿色，接近达大柴旦了!手机有了信号，一个电话从格尔木打来，原来货车司机得救了，亲人解放军救了他们，并把我们的联系方式告知了出事司机的单位，人家是向我们表示感谢的。

那次经历使我这真切体会到：戈壁荒漠之上生命异常渺小脆弱，危机时刻人性彰显，但个体无力回天。就从那一刻起，我对青藏高原的环境及其人文与宗教突然有了一种新的理解。

事情过去很多年了，阿黄英年早逝、冯良也已离开出版社，那次考察之旅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想起不免唏嘘、惆怅。。。。。。

 

 

 

 

 

201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