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校散记

高炳辰

1969年，遵循毛泽东同志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的指示，我社积极行动，抽调百名在职干部按解放军编制组成连队，在统战民委系统中序号为“第四连”，下放到吉林省双辽县双山农场。先派先遣队，打前站，随后连队前往，抵达后暂住双山镇小学，劳动地点在东坨。双山镇以当地有两座片石小山而得名。

“文革”期间，毛泽东同志不时发表指示，一有新指示，各大城市都要游行庆祝。我连刚到双山不久，逢到最高指示发表，因白天劳动不便上街游行，选在晚上扎制灯笼，提灯游行庆祝。当时镇上的商店和居民家家关门闭户，无任何反应。

小学开学了，我们便搬到东坨的农家。为长久计，连部决定自行烧砖建房，要烧砖须要先脱坯。脱坯这活儿可是重劳动，没有体力不行，正如民谚所说“脱坯打墙活见阎王”。藏文室的唐国信、哈文室的柯尔曼拜、民族团结杂志的石纪勋等同志都是强劳力，担任和泥、脱坯的任务。他们先是端着沉甸甸的坯模小跑到场上翻扣，然后又端着空模小跑回来再次装泥，小跑到场地翻扣。这样每天每人要脱上千块，小跑两千多个来回，劳动强度之大可见一斑。唐国信同志脱得最多达一千七百多块，人称“铁人”。

我的工作是负责土坯的翻晒、码放和苫盖，不算太累，只是要特别留心天气的风雨阴晴，尤其是夜间，每每要起来查看一番：坯垛码得实不实，苫布盖得严不严，会不会漏雨。幸好没有什么闪失，从而保证了烧制的供应。

为了加快建房进度，赶在入冬前入住，领导决定“两条腿走路”，一面自行脱坯烧砖，一面购买成砖，为此从别处窑厂订购了一批成砖。某日，我被派去运砖，赶着马车回程时，路过一座小桥，因车载过重，后车轮突然下陷，半车砖落入水中。当时，除急速派人去连部求援，我见溪水不深便跳入水中将砖一块块捞起，待救援人员到达时，砖块已打捞得差不多了。大家七手八脚将车轮抬起，重新装车，回到驻地。

待建筑材料准备齐全时便开始建造，一共建造了四栋房子。建好第三栋时，一天夜里（大概是中秋节之夜），那栋房子的顶层突然整体塌落，因尚未入住，没有人员伤亡。

秋末冬初，我接受养猪的任务。当时我想自己对养猪一窍不通，东北天气如此之冷，其他同志在生有火炉的热炕上开会学习，进行“斗批改”，偏叫我去干那种又脏又累的活几，一时想不通。继而又考虑到下放劳动是对干部重新学习的机会，既然是来锻炼的，就该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反正时间不会太长，干不了再要求换人。为了完成任务，不出差错，我给自己提出了三条原则“猪不病,不丢失，不死亡”，就算完成任务，也就心满意足了。

养猪这项任务，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就看你怎样对待了。敷衍塞责，应付了事是绝对不行的。

开始喂猪，最令人恼火的是它们不爱吃大白菜，只吃精饲料，每次都把白菜剩下来。当时正是收获大白菜的时候，又值伙房腌渍酸菜，剩下的菜帮子不少。为了让它们吃白菜，喂猪时，我一手拿着猪食勺，一手拿着根小棒，只要它们不好好吃食或者将食槽拱翻，或是相互争食，我就敲打几下，想靠“鞭打”解决问题，有的同志说这是“萝卜加大棒政策”。菜不喂不行，心想头一顿剩下，第二顿还得叫它们吃，吃不饱活该，反正饿极了还得吃，采取的是“惩罚政策”。

一天，军代表李兴荣同志，对我一再嘱咐，冬天切莫喂生白菜，生白菜有毒，猪吃了会中毒死亡的。遂后，我又向贫下中农请教，得知只要把白菜切碎、煮熟，拌上糠麸，猪是爱吃的，而且容易上膘。从此，我便改弦易辙，菜尽量切碎，白天没时间切，就晚上切，拌上糠麸煮熟，猪吃起来很是欢实。此情此景，我也颇感欣慰，往日的“鞭打”和“惩罚”是错误的。

再就是脏臭问题。猪这个东西随时随处拉屎撒尿，将猪圈弄得一塌糊涂，头一天刚换上稻草，一夜过后便完全湿透。时值冬季，屎尿冻得梆梆硬，用镐一刨，四下飞溅，弄得满身满脸，很不是滋味。但是，我对此并无思想负担，认识到清理猪圈，虽脏虽臭乃是我必然之义，职责所系，未敢懈怠。

母猪发情了，我赶去配种。怀胎了，给它增加营养。怀胎期满，生了十一个小猪，吃奶时有几个霸着奶头吮个不停，其他的吃不上，急得在母猪身上爬上爬下，我就把它们分批移开，使它们都能吃上母奶，得到母乳的滋养。过了一段时间，小猪断奶开始喂食。一般是任它们吃，不吃了就认为是吃饱了。通过观察发现小猪和小孩一样“淘气”，吃一阵便跑开去玩一阵，一会儿回来再吃一阵。有时天气太冷，吃几口就躲进窝里不肯出来，针对这种情况，就将猪食盛在小盆里，到猪舍去喂。就这样，小猪个个肥胖壮实，逗人喜爱。小猪出生后的第七天，腰坨的兽医来检查，我问他这窝小猪开春后能成活几只？他说最多能成活七、八只。事实证明，及至返京处理时，不但一只未死，而且个个活蹦乱跳，最重的一只达30斤，中等的26.5斤，小的19斤，超过了农场和农家猪崽的重量。当然，我连的饲料好是小猪成长的重要因素。

经过育肥，有几头该宰杀了。先把肥猪送到收购站屠宰场，看到了屠宰的全过程。后来宰杀时就在连内进行，不再外送。春节前屠宰时，我想提刀试试，不料捅了两刀未中要害，最后还是其他同志给解决了。接着是用滚水烫后褪毛，我参加了实际操作。

中苏关系紧张，1969年冬，在珍宝岛双方发生军事冲突，鉴于形势动荡，边境不宁，为安全计，上级决定暂时停办干校，人员撤回。于是，我们将建好的四幢砖房，转交地方，贱价卖掉猪，只带着自产的粮食，1970年春节前返回了北京。

再次下放

1970年，春节刚过，军宣队动员再次下放，说是根据林彪的“第一号手令”，要疏散人口，准备打仗，出版社须下放一批干部，包括家属在内，并强调头一年不转户口，工资照发，第二年落户当地，户口转走，自食其力，不再发给工资。因此，各家的桌椅、床铺、炊具等一切生活用品须随身带走，以备落户之用。

当时我的思想状态是：长期从事的工作是拿笔杆子，以后的工作将是拿锄把子，从事农业劳动，而且是一辈子，所学专业和从事的工作再也没有用武之地，书籍和资料成了无和的废料。清理专业书籍和资料时，感到难分难舍，一再抚摸，一再翻看，总想保留一些作为纪念，可是又寄存何处呢？思忖再三，只好忍痛一股脑儿送往废品收购站处理掉了。考虑到今后生活方便还购置了斧头、锯子等工具；考虑到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为了给贫下中农治点小病，专门买了一套针灸用具和一本针灸书。随后，大队人马离开京城，开赴湖北沙洋。

车到武汉办理了行李等什物的转运手续，便于第二日下午乘船去沙洋。沙洋地处江汉平原，是鱼米之乡，商业颇发达，有“小上海”之称。境内多塘湾，村庄多以“湾”命名，如“张家湾”、“李家湾”等等。船行一夜，黎明时分抵达沙洋，下船后换乘轮渡（当时无大桥，现在有了）赴黄土坡。黄土坡是劳改局畜牧队所在地，房舍不多，我们这么多人只好男女分开居住，稍大一点儿的孩子也是这样，有的家属暂住老乡家，劳动、吃饭则在数里之外的七里湖。雨天时，水漫原路，不便行走，尤其是天晚收工时，须绕行经过几处水湾。小路泥泞，有的打着手电，相互提醒，相互搀扶，前呼后应，好不热闹。一天，我在水边发现一只甲鱼，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便顺手捉了回来。还有一次乘船，船小人多，船沉落水，幸好水浅，未发生事故。

1970年夏天，稻子正在抽穗成长，小麦正待开镰收割，忽然发了大水。站在远处放眼望去，只见大水像一匹银色绸缎，缓缓流动，在阳光下熠熠发光，并不汹涌澎湃，只是不声不响，无声无息，不一会儿稻田、麦地全部被淹，麦地之水没过膝盖。为抢救已经成熟的小麦，大家从农家借来木盆、剪刀下到水里剪取麦穗，而后把剪下的麦穗堆放地边的空地上，准备次日晾晒收打。不期一夜之间，整堆麦穗不翼而飞，谁个偷了也未追查。其他大田里种植的棉花、花生、豆类等作物当年收成还好，因地势较高未受水灾影响。

为了解决随迁子女的就学问题，小学生入当地小学就读，中学生在后港中学借读，可以住宿，校部派人管理。后来自行办了“五七中学”，选派各连有水平的干部任教，不再借读他校。

七里湖畔，原湖北省干校设在那里，不久他们移往他处，茅棚房被我们四连和五连分别接收，这样再勿须早晚奔波了，我家搬到打谷场边一间茅棚。为了解决永久性住房问题，一仍东北双山干校的做法，自行修建。连队组织专业队从事这项工作，数月后数栋建成，还建了一大间“干打垒”的饭厅。住房按人口多少分配，我一家四口分到一大间，只有夫妇二人的分到半间。所谓半间，是在大间中打半截隔断，前后有门窗，单身干部集体居住。

至于我的工作仍是养猪，成了“专业户”。因在双山曾经从事过一段时间，多少摸索到一些经验，对之并不怵头。每天连内派一名帮手，我们劳动强度减轻了不少。有时还能帮助大田的同志担粪浇地，农忙时也曾去帮助收割。为了掌握猪只的健康状况，买来猪的身体结构挂图和防治猪病的书籍，学习必要的知识。干校附近水塘较多，我时而下塘打捞水草为猪加餐。母猪下崽，我彻夜守护，小猪出生，照看它们吃奶。总之，既然要终生务农，就专心致志地养猪吧。

七里湖是1935年汉江决堤泛滥成灾形成的，面积约有两个足球场大。夏日黄昏，劳动过后，大人、小孩都去湖内戏水、游泳，欢声笑语，热闹异常。蒙文室的巴雅尔、民族团结的周为铮水性较好，在湖内游来游去，自由自在，颇为惬意。一次游到对岸时，突然失去踪影，大家以为是在潜水，但久等不见浮现，可能出了问题，一再潜摸，毫无所获。时已天黑，于是从校部调来两部卡车，在车灯的强烈照射下，数人下水再三探摸，终于发现。打捞上岸，进行人工呼吸，由于溺水时间过长抢救无效而逝世。开了追悼会，遗体送武汉火化。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机叛逃，折戟沉沙，死于非命。从此，连内形势大变，除劳动生产未见放松外，没完没了的“斗批改”不搞了，剑拔弩张的清查“五一六”也嘎然而止，人们的紧情绪轻松了许多。而后，干部和家属陆续返回北京，小部分审查待“解放”的干部转往河南驻马店我社战备厂继续劳动。同志们走后留下我一个人和一头母猪，等待第三天来接。偌大的一片院落，因是集体生活，平时并不寂莫，如今人去室空，白天还好，夜里漆黑一片，孤身一人甚感凄凉，内心未免恐惧。为了安全，我把屋门顶死，并准备了一条棍子，放在床头，以防万一，和衣而卧，不敢放心入睡。第三天，汽车来了，我押着母猪，安然抵达驻马店。交接完毕，住了两天，回到北京。

1973年，其他同志也从驻马店撤回，结束了干校生活。战备厂转交给解放军坦克部队。

201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