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我第一次来到民族出版社，是张凤兰老师牵着我的手，把我带到位于西坝河的民族出版社的发行部。当时的发行部像一个独立王国，没有与本社在一起。很长时间，我都不太熟悉出版社的同志们。第一天见到了常言虹、刘锦璋老师。我还经常和华君阿姨、赵凤兰阿姨在一起工作。

我一参加工作，就接触到民族出版社的编辑们为《民族书林》投的稿，有书评、也有对出版宣传工作的见解。我还记得有五种文字精品图书出版的文章，其中很多书后来都获得了各种图书奖。印象较深的是刊登过《中国民族史》的出版经历。也刊登过一些著名辞书的书讯，这些辞书至今仍是可以传世的精品。现在回想起来，我忽然感到这些是多么值得珍惜。我记得当时高炳辰老师写过一篇藏文书籍纸张的文章。文章虽然并不长，但是却描写了古老的藏文纸张的类别和特色，十分难得。

我在工作中与刘锦璋老师接触最多，现在回想起来，刘老师平平常常，但对我的教诲却可以回味一生。刘老师经常对我说，版式设计他感觉最好的是上海的《新民晚报》。我当时不觉得，现在一对比，才发现刘老师设计的版式不是随便可以赶上的，里面蕴涵着长期的审美修养和对美的感受。《民族书林》的一角经常用一个篆刻来装饰，我今天才发现，这幅小小的篆刻，蕴涵着中国文化特有的含蓄魅力，与“书林”的意境交相辉映。

初看刘老师很普通，他给我讲过去的工作经历，我年轻没觉得有什么不同，二十年后回想起来，他老人家描述的人生，起起落落，竟然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常态，人生就是苦涩的橄榄，在苦中回味，在苦中才是在生活。刘老师曾经给我念郭沫若的文章，常跟我讲起他的伙伴张兵老先生。还带着我到印刷厂，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印刷机。当年的印刷厂震耳欲聋。

当时的发行部任志忠主任模样与班禅大师十分相似。在他的倡导下，《民族书林》按照既定的方针，有条不紊地出版了多年。任志忠主任说，刘老师当年一表人才，十分让人羡慕。徐建霞老师也是《民族书林》的编辑。后来的主编高洪宝老师曾经风趣地自喻为“双枣轩翁”，源于他的旧居“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外一棵还是枣树”。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在找资料时才发现，原来马淑贞老师也是《民族书林》的创办者之一。曾经负责出版《民族书林》1-19期。资料中说，《民族书林》1981年4月27日创刊，是建社以来第一个由总编室主办的图书宣传刊物。创刊以来，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为读者服务的观点，体现了党的宣传工作方针和本社的出版工作方针，受到少数民族地区读者的欢迎。《民族书林》一年出版6期，每期15，000字左右，印刷20，000份，四版，发行全国，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为重点。第一版是本社出版工作要闻和重要政治图书介绍，第二三版着重评价民族文学创作和民族文化遗产方面的图书、翻译作品和汉文版图书，第四版为副刊（后来刊登目录）。我记得，后来《民族书林》印刷4000份，在东坝印刷。每期写4000个信封的地址，装信封、粘信封，其乐融融。

今天，撰写回忆，是一次重新学习和接受教育的过程。翻阅尘封的历史，才亲身体会了什么叫做“尘封”。那班驳的纸页，挡不住流畅的文字和恣意的才华，发黄的像片，遮不住青春的风采和逝去的岁月。看到过去，才懂得什么叫做珍惜，看到今天的白发，才忽然想起青春已经悄然逝去，往事却还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