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字印刷的创建发展与改革创新

马西民

我们以喜悦的心情迎来了建社六十周年，几十年来在党和国家历届领导人的关怀指导下，在国家民委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几代出版人的辛勤耕耘，取得用蒙、藏、维、哈、朝、汉等文字出版各类书刊数万种几亿册的辉煌成就。这些大量的出版物与民族文印刷的创建、发展和改革创新是密不可分的。多年来社和民族印刷厂不仅是上下级关系，而且是为共同完成党和国家赋予光荣任务的一个整体。我在职四十六年中，两次往返于社厂，其中在社工作21年，在厂工作25年。经历了民族文字印刷创建、发展与改革的全过程，每个阶段因工作岗位不同，对各生产环节了解不可能很具体，只能作一粗略的回顾，以此怀念为民族出版印刷事业做出无私奉献并取得出色成就的老领导和全体职工同志们。

一、艰辛的初建阶段

民族文字印刷始于建国后，民族事务委员会成立，当时在委机关内设有参事室，内有民族文字翻译人员，要把第一届政协会议通过的重要文件，翻译成民族文字印刷。于是民委领导提出在北京建立一个能印刷民族文字的工厂,经请示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法委员会主任董必武同志。董老批示在政法委所属的华北印刷厂设立民族文设备先做起来。于是政法委就把任务落实到了该厂。华北印刷厂是解放初北京本市军管会接受的伪河北省印刷厂，时任厂长的尚浩同志就是接管时的军代表。该厂有三十多间简陋的房屋，四部对开以下的旧印刷机，两台铸字机（一台电动的，一台手摇的），装订只有一台手搬的小切纸机，其余全部是手工操作，全厂职工28人。接管后，归属华北人民政府所以定名为“华北印刷厂”，主要印刷华北人民政府主编的《华北政报》和所属机关的一些文件，属机关性的印刷厂。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华北人民政府撤销，归属政法委员会领导。尚浩厂长是个革命事业心很强的老同志，对于董老的批示坚决执行，在一无设备二无人员的情况，他亲自抓筹备工作，在中央民委的关怀帮助下，从南京原国民党蒙藏委员会搞来蒙、藏、维三种文字几副旧铜模，并请来曾在该委《旬报社》作过民族文排版的周元令同志。从北京伊斯兰《月华报》调来回族工人刘庆瑞同志，又从雍和宫调来康明德（蒙古族）同志，还招收了几名学员练习排字。当时周元令老师傅对排少数民族文字最有经验的，在他的带领下建起了排字架，培训排字工，他可称得上是创建民族文字排版的第一人，所以他是民族文排字组的首任组长，而后一直任车间主任直至退休，他为民族文排版立了首功。一九五二年被评为北京市模范小组。在以后多年改进和发展民族文排版中作了大量的工作，为民族印刷事业作出了贡献。这几种文字均不是方块字，只能用手摇机铸字，不但速度慢，质量也差，由于铝字薄厚不一，排出版来很松散，当时又是活字版印刷，而且民族文圈勾点很多印刷起来相当困难。那时生产条件极差，约百平方米的厂房只有一个火炉取暖，印刷机的胶滚是用鳔胶熬后浇铸的，冷硬热软用不了多长时间还发黏。胶硬时就把勾点打掉了，胶软时不是把圈糊住了，就是把字粘出来把版压坏了。大家都感到太难了。尚厂长给大家做思想工作，他说战争年代我们在山沟里搞印刷比这难多了，没电我们用手摇机、脚蹬机印文件，现在条件好多了，大家想想办法。于是同志们都开动脑筋集思广益，终于找出印好民族文的办法，胶滚要勤换，印刷时要勤看，版台要勤洗，压力要适中（勤看，就是多检查；压力，指印刷机滚筒和版面接触力）。经吴祥等师傅们反复试验，终于印出了第一批产品，即藏文版第一届政协的《共同纲领》、蒙文《新民主主义论》、维文《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开创了在首都北京有了民族文字印刷的历史。一九五一年一月，经政法委决定，报政务院批准把华北印刷厂更名为中央民族印刷厂。行政关系仍属政法委，以后转由中央民委领导。改厂名后其任务仍要完成政法委主编的《政法公报》及各机关的文件。继续完善和发展民族文字排印工作。任务加重了，现有的厂房设备已很不适应，请求国家拨款进行扩建。于是中央民委向政务院写报告申请拨款扩建。在报告中有这样的表述：“该厂的主要任务是印刷我会少数民族文字的文件及帮助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所需要的政治书刊，不同于一般的企业，尤其北京有这样一个印刷厂，在政治上对少数民族也有极大的意义。”当时国家财政虽然还很困难，为了民族工作的需要，拨款很快批复下来了。为了用好这些有限的资金节省开支，厂长号召全厂职工自己动手利用业余时间把旧房拆除，树木伐掉，平整场地，大家干得热火朝天，很快就开工建设了。同时还从上海购买了一台全张二回转米勒机，一台对开胶印机。资金不够，号召职工开展增产节约竞赛，因在抗美援朝期间工人们加义务班不要加班费，一方面为了支援前线，也是为扩建工厂出力，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高大宽敞的新房建起来，印刷机都搬到新厂房，原有旧房修缮后使民族文排字厂房也扩大了，并陆续招收了一批年轻人，充实了各生产岗位。到年底职工人数达一百多人。由于职工生产积极的提高，顺利完成了政法委和民委交予的各项任务并承揽了许多社会印件，工厂收入增加了，职工工资也提高了，生活得到改善，进一步促进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本年度完成了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是，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中央政府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问题进行谈判，这次谈判所需文件及达成的和平解放西藏协议，均用汉藏文印刷，工厂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民委领导对于工厂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较快地完成了民族文字印刷的筹备工作并进行了试生产，努力完成了两委交予的印刷任务很满意。由民委办公厅副主任朋斯克（蒙古族）同志代表民委给厂赠送了锦旗，对工厂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和感谢，勉励职工继续努力，扩大生产，更多更好地完成民族文字图书文件的印制任务。尚浩厂长代表全厂职工感谢民委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不辜负领导的期望更好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为民族工作服务。

年底前尚浩同志调离工厂，政法委派刘学义同志任厂长兼支部书记。学义同志文化理论水平较高，领导能力强。他一边抓工作，一边抓教育，对职工队伍思想建设很重视：亲自给职工讲政治课，以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促进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和主人翁的责任感。对于要求进步有入党要求的青年倍加爱护和培养。区委举办业余党课，让这些同志去听课以提高对党的认识，凡已基本具备党员条件的就吸收其入党。他在厂两年多久发展了十多位同志入党，使各生产组都有了党员，对于推动各项工作和完成生产任务起到了保证作用。

一九五三年民族出版社成立，所设的几个编辑室蒙、藏、维、哈四种文字，工厂都具备了，工厂没有朝鲜文，于是副厂长金书义同志亲赴延边新华印刷厂请求支援朝文设备和排版人员，该厂大力支持，支援了朝鲜文铜模。挑选思想好，技术强的朝鲜族工人到京工作。金英燮等五位同志是首批来厂筹备朝文排版工作的，到本年底五种民族文字排版工艺筹备全部完成。一九五三年还首次印刷蒙文《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从厂领导到各生产组工人都非常重视，主管厂长亲自抓，要求精心组织、精心操作，要把这部著作印制成质量最好的产品。铅印组根据这一要求挑选技术好、责任心强的工人，用新装备的全张印刷机印刷，纸张、油墨等材料也是选择最好的。我有幸参加了这部著作的印刷，我已有三年多的工龄，在对开机上已成为领机，而在这一大型机上，又是印刷这部重要著作，我甘愿为老师傅当助手。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把毛主席这部著作印制成建立民族文字后最好的产品，受到社领导和蒙文室的好评。一九五四年建国五周年时制作了蒙文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巨大模型参加国庆游行，以示民族文印刷的成就。

民族印刷厂成立后，印制的第一部少数民族文字的工具书，就是包尔汉先生编著的《维汉俄词典》，在民委参事室时已经开始排校工作，这部词典是三种文字对照，字型又不相同，都是技术高的工人排版，当时设备条件很差，工人们克服了很多困难，一九五二年下半年才付印，还经过打纸型、浇铸铝板等。我参加了这部词典的印刷，是用手续对开印刷机印刷速度很慢。装订都是手工作业，全部是精装，到一九五三年才出版发行。

辞书前言中说：“这部词典是包尔汉被国民党关在监狱里编撰的”，可想而知包老有着坚强的意志，虽然受着反动势力的迫害，还坚持工作。

一九八六年民族印刷厂成立三十五周年，我和社副总编辑乌布利同志到包老住地邀请他到工厂参观指导，包老爽快答愿意去看看，几天后在他女儿的陪同下到了工厂，乌布利同志也到厂接待陪同。包老已年过九旬，坐着轮椅，把几个主要车间都看了。我对他说：“您那部词典第一次印刷时这个厂的设备条件很落后，印的质量不好。”对于工厂现代化的设备老人看了很高兴。我们向老人赠送了工厂印制的彩印产品。

二、为服务于民族出版事业而发展

一九五三年国家战后恢复时期任务已完成，全国的经济建设正在兴起，工厂由事业型转变为企业型，行政关系也转由新闻出版署，后由文化部出版局领导。一九五四年刘学义同志调社任职，上级委派刘志同志任厂长，卜汝璞同志任副厂长、党支部书记，金书义同志仍是主管生产的副厂长。

民族文排字建立后，经过一段实践同志们感到这种旧铜模设备和排字方法速度慢、质量差，很难适应任务增加的需要。当时工厂的劳动竞赛中提倡动脑筋、找窍门、提合理化建议活动。蒙族工人康明德就是建议制作蒙文连模的第一人，他发现稿件许多字句是连在一起的，旧模铸出的字很分散。如把这些字做成一个铜模，就可以一次铸出几个字，排字也不用拣几次了，生产效率肯定可以提高。他这一想法得到蒙文编辑人员赞同和帮助。厂领导采纳他的建议，创制出第一批蒙文字连模，使铸字、排字产量大为提高，质量也比旧字好。藏、维、哈文也仿效蒙文制出许多连模。创作连模也是工人与编辑人员结合的产物，工人提出方案请编辑审核修改后再制作，通过实践边修改便增加逐步完善。民族文排字架原是参照外文制作的平盘字架，由于连模制成后，字头增多了，原有字架已容纳不下。维哈文排字工人们研究出半圆形的立体字架，增加了容字量，并把站排改为坐排，又从单手排改进为双手排，经反复试验效果极佳，而后又把固定座椅改为活动转椅，这样既灵活又省力，这一系列改进，使排字效率由每小时排十几行，提高到四十多行。排版质量也大为提高，受到上级领导表彰。排字架革新的带头人回族女工李玉荣同志荣获北京市劳动模范称号。康明德同志和他领导的蒙文排字组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小组称号，获得市政府颁发的奖旗。这些改进是民族印刷厂的独创，民族地区的印刷厂纷纷前来参观学习，并派工人来接受培训，在民族地区得到推广，为民族出版事业作出了贡献。

由于出版量的增加，生产规模需要扩大，新建了一座二层楼的厂房，印刷装订又增加了许多新设备。生产机构做了较大的调整，把原来的生产组改为三个生产车间。如排版车间把蒙、藏、维、哈、朝、汉铸字分为六个工段，并从内蒙、延边及西北各省区调来很多少数民族工人充实了各文种的排版力量，全厂职工达200人。在整个排字车间排字速度最快，质量最好的当属回族工人冯文才同志。她从民族文印刷筹备初期入厂，仅是个12岁的小姑娘，学习虚心，工作认真，也是维哈排字架革新的积极参与者。她说排好字，就要学民族文化，她认真向校对人员请教，从学习字母文法到学习日常用语，熟记了几百个单词，维哈文化达到较好的程度，因此她是全车间最优秀的排字能手。她的这一经验形成一种制度，凡新入厂学民族文字排字的，必须学习民族文化。她是全车间女公中排版工龄最长的技术工人，并培养了不少学员。以后担任了工段长，曾获得北京市五好职工和全国三八红旗手的光荣称号。

一九五四年即将召开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这届大会的重要文件都要翻译成民族文字印刷，任务重，时间紧，保密性强，是建厂以来第一次承担这样的重任，为了保证任务的顺利完成，从有关省区借调来许多民族文排版人员，增添了一些印装设备，制定了必要的手续制度和保密措施。这届大会文件多，定稿晚，第二天会议用的文件，前一天晚上才能付印，许多同志都吃住在厂内，稿件一来即投入战斗。经全厂职工努力，圆满地完成了大会的任务。以后历次党代会，人大、政协会的民族文文件印制都是民族厂承担的。从上世纪80年代初两会选票都是用汉文民族文对照的，这项任务都是民族厂承担的，又成为印刷大会选票的定点厂。

在文化部出版局领导期间，对所属的几个厂生产结构进行了调整。民族厂以完成民族文书刊、以铅印为主。把一部胶印机和几个工人调到新华厂，《民族画报》和《人民画报》（民族文版）及其他彩印产品均由新华厂承担。民族厂只负责民族文字、图片说明的排版打样工作。撤销第二新华印刷厂改为制模厂，从该厂调绘工厂技术人员二十多人。充实出版能力，出版局统一从苏、法等国购进一批印刷机械。分配民族厂自动印刷机四台，装订机械十几台。为了完成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民族文）文件任务，又招收了几十名工人。这样使工厂的生产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到一九五八年职工人数增加到350多人，生产总值和利润增长两倍多。一九五九年又增加了壮文排字组。

民族出版社成立后，出书门类和品种逐年增多，工厂原有的字体字号已不适应，为了各类书刊出版的需要，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就着手做这方面的工作，请民族文书法家写字稿，从民族地区寻找较好字体的进行修刻再加工，制成电镀铜模，以丰富自己的字体字号，对于旧有字模缺陷请各编辑室提意见进行修改，如藏族工人李国元同志和朝鲜族刻字工郭光锡同志共同研究改进了藏文的出角字的问题，提高了藏文字的质量。维哈文在印刷中经常出现缺勾掉点，通过改进制作新铜模逐步解决了这一缺陷。朝族工人张万永同志是技术高超，肯于钻研的铸字能手，他研制成功用万年铸字机铸民族文字的新技术，彻底淘汰了手摇机铸字的落后工艺，提高了铸字效率和铅字质量。

一九六五年从日本进口了一台字模雕刻机，开始了制模机械化的第一步。为了该机器能雕刻民族文字，成立了字稿组，征集、改进制模字稿。如他们和藏文室朗达等同志共同研制成一套白体字稿，经过加工制作雕刻出新的铜模，铸出的字美观清秀，藏文图书长期使用这套新字。以后又购进两台国产雕刻机实现了铜模制作机械化。为了使蒙、维、哈文接杠达到严密整齐，老工人常椿平同志和几位青年工人共同研制成功拼边制模新工艺，为制模机械化做出很大贡献。常师傅是一个技术全面，经验丰富的老工人，他既会铸字，还会打纸型，浇镀铅板，制作铜模是他后来学习钻研的成果，为民族印刷作出了无私奉献。

民族印刷厂制作的铜模字体字号丰富，质量上乘，不但满足了本社书刊的需要，而且为民族地区的印刷业制作供应各种文种铜模达百万个。如今微机上所用的民族文字仍是民族印刷厂提供的。一九五八年后文化部把工厂交划民委管理，中央民委决定由出版社直接领导。一九六四年党的关系也从西城区委转到社里，这样党政关系统一归社领导。社厂关系进一步密切了，更有利于完成出版社任务。社厂干部扩大了交流，先后由厂到社工作的厂级干部有八人（其中往返两次的有三人），由社到厂任厂级干部的有六人。一般干部和工人来社工作的约有20多人。

几十年来历届社领导对工厂的建设和发展都很关注，指导工厂更好地为民族工作和为出版事业服务。李鸿范同志是在社任职最长的一位老领导，而且对印刷程序也很熟悉，他在来京前就在内蒙报社任领导工作，一九五二年在民委参事室时也经常去工厂，出版社成立后和工厂的业务往来就更多了。那时虽没有直接领导关系，总是建议工厂要不断地扩大生产能力、完成好民族出版任务。一九五八年民委决定由社领导后，他和德林等领导到工厂和厂领导班子座谈进一步密切社厂关系，对厂取得的成绩给予鼓励，有困难协助解决。由于生产的发展，老厂区已拥挤不堪，院内通道也摆放纸张和图书。不仅妨碍了生产而且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经厂领导研究报社批准在新厂区建了一千多平方米的简易厂房，把装订车间搬走，才缓解了老厂区的拥挤现象。

为使编译人员或新分配的大学生熟悉印刷程序，让部分同志到厂参加短期劳动或做校对工作。下厂的同志还帮助排字工人学习民族文化，以提高排字效率和质量。这种形式在当时对双方都是有益的。

由于生产的发展，一九六〇年出版社进行书刊质量大检查中发现许多差错，涉及到印刷过程中缺勾掉点等情况，有的改变了词意，个别的造成政治性错误。社领导要求工厂检查原因，并派人下厂了解情况。经过对各工序的检查，均都属于设备不完善，有的工序是手工操作，稍有不慎就会发生差错，没有发现故意情况。向领导作了详细的汇报。洪范同志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认为工厂的汇报时可信的，发生的差错不是工人有意造成的，不要轻易处分，要从教育入手使大家认识到图书出现差错会给读者造成误解和不良的政治影响。要求工厂对质量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采取措施防止和减少差错事故。厂长在全厂职工大会上传达了社领导的指示精神，要求职工重视提高质量，要吸取教训采取措施防止差错的发生。各车间都在重要生产环节设质量检察院，修改充实了质量管理制度。厂社有关部门商议建立了毛样检查制，就是每本书印完后送社一本毛本，有关室检查无误后再装订成书；经典著作印刷，编辑室人员下厂随机看样，和抽样检查等措施，防止有差错的书发行到读者中去。洪范同志一贯重视书刊的编译和印刷质量。我调社出版部工作后经常到他办公室送审批样书，他都认真翻阅检查后再签字。询问工厂的生产及质量情况，要求工厂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完成任务。在以后多年直至退居二线后始终关心民族印刷厂的工作和发展。

任英同志在主持社的工作期间，经常下厂进行调研，一九七八年党委决定要加强工厂整顿工作，充实和加强工厂领导班子，委派金书义同志兼任厂长带领几个同志下去和工厂领导一起做好整顿工作。明确的任务是：首先是思想整顿，重点是中层以上干部，通过教育清除文革左的余毒；第二整顿生产秩序，把管理机构调整好，恢复和健全有利生产的管理制度；第三把生产搞上去，更快更好地完成民族出版任务和提高经济效益。金书义同志调社前曾任主管生产的副厂长十余年，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党委书记吴传英同志一九五三年从排字组调出任厂部秘书多年，做党务工作也有较长时间，一九七五年起任厂党委书记，他作风正派，工作扎实，考虑问题全面细致。两位主要领导一起共事多年配合非常默契，团结党委一班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很快使工作走入正轨。调整了机构，健全了管理制度，实行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制。把党委领导与厂长负责，职工民主监督有机的结合起来，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使生产蒸蒸日上。到两位老同志一九八三年退出领导岗位，年生产总值从三百万提高到九百万，利润总额从一九七七年的二十五万元增长到一百四十多万元，一栋新的胶印大楼建成，保证了社出版计划的完成，提高了期刊的准期率。

任英同志任国家民委副主任后，对工厂的发展很关心，对于几年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和鼓励。指示要进步解决思想跟上改革开放的形势。要尽快把胶印车间建设好，把《民族画报》的印制任务承担起来。《民族画报》交刊后经常拖期，有时到外地印制。社领导向国家民委建议在民族印刷厂建立胶印车间。从一九七四年工厂已开始设立胶印，厂房面积小，只有两台双色胶印机，一台单色机，在新华印刷厂培训了十几名青工。只能完成两种画报民族文化图片说明的套印和一般的彩色印件，无力承担画报的印制。民委领导决定进行扩建，经国家批准于一九八零年动工兴建。

从委领导决定扩建，一九七六年开始，调入了胶印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并招收学员进行技术培训，由厂级干部刘士奎同志兼车间支部书记，经几年的努力，生产能力逐年提高，并承担了《民族画报》部分彩页任务。到一九八三年新厂房建成，全车间职工达百人，从国外引进了照相机和先进的电子分色机，并调入了经验丰富技术高超的制版人员。于一九八四年搬迁到新厂房，全部承印《民族画报》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但是黑白页在外厂印刷时是凹币，并且是用苯墨印刷的。原建设项目中也有建凹印车间的计划。经厂领导班子认真的讨论，统一了认识，决定利用现有设备和技术充分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勇于创新精神用胶印代替凹印。由刘士奎同志主持此事。经胶印车间同志们的努力，在制版、印刷方面都做了细致的工作。印出的产品近似于凹印效果，得到画报社领导的认可。由此工厂全部承担了《民族画报》的印制，不再建凹印车间，这样不但解决了苯污染又为国家节省了一大批资金。为了把画报印得质量更好，从法国引进了两台海德堡四色印刷机。原订货价格二百四十万元，货到后涨到三百万元。于是我向任英同志汇报了这一情况请他帮助解决。经任英同志做工作，财经司以暂借的名义增拨了四十万元，不足部分工厂从银行贷款解决了。机器安装投产后印出的第一批产品送给他看，他高兴地说先进设备才能印出好产品，你们要运用科学技术把民族出版物印刷得更好。刘士奎同志在创建和发展胶印车间从抓基建工程到引进先进设备，引进技术人才培养技术工人等做了大量工作是功不可没的。胶印车间的建成投产包揽了三社的全部彩印任务。实现了国家民委杨静仁、萨空了等老领导多年的夙愿。《民族画报》社领导郝纯一等同志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

民族印刷厂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已发展成为北京地区中型印刷企业，职工达八百多人，12个民族成分，少数民族职工约占20%，厂房面积两万多平方米，铅印、胶印设备全部自动化、现代化，并有高科技电子制版设备，装订的机械化联动化设备也达百分之九十以上。排版也进入了激光照排的开发试验阶段。年产总值超千万，年利润达二百余万元。几十年来不但完成了本社出版任务，还为民族地区出版单位印制了大量的民族文图书及其他印件，为贯彻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地区的事业文化发展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在几十年民族印刷事业发展中，许多职工都作出了无私的奉献，有的获得全国、市和国家民委等领导机关的表彰，有的获得光荣称号，有的虽没获什么称号，但他们大半生都献给出版印刷事业。我这里只能讲几个代表性的同志。

金英燮同志是朝鲜文排字的首位组长，从筹备到投产只用了几个月时间，生产就绪后即调到生产科学习调度工作，一九五六年任生产科副科长，一九五八年我们两人同被送到市委举办的厂矿干部文化补习班脱产学习，他主要补习汉文文化。六十年代提升为正科长，曾任革委会副主任，文革后任副厂长，一九七八年调社任出版部副主任，一九八二年回厂后任第一副厂长，一九八三年后曾任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厂级调研员直至离休，他是举家全迁来京的，其爱人池熙珍同志也是朝文排字的一把好手。他在工厂几十年里做了大量工作，贡献了大半生。

李国元同志一九五四年来厂做藏文排字工作，曾任工段长、车间主任，他在改进藏文字体字号方面进行研究和改进，对藏文排版是有贡献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曾被推选为中国印刷技术协会理事。

回族工人李惠丽是全厂获得荣誉最高的同志，一九五五年荣获北京市劳动模范称号，一九五六年荣获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并出席全国群英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吴祥同志是个技术较高的印刷工人，担任车间主任多年，他组织车间老工人根据各民族文字的不同特点，经过实践，逐步研究出一套有效的操作方法和管理经验，提高了书刊质量，许多民族文的经典著作在北京市印刷业评比中达到了优质产品。他曾荣获北京市先进生产者称号。

民族印刷事业的发展壮大是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主要体现，是国家民委、民族出版社历届领导关怀指导的结果，同时也离不开民族地区同行们的帮助和支援，是几代民族印刷人共同努力的胜利成果。

三、高科技使印刷业走向了新征途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同志这一教诲是非常英明正确的。有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高科技的设备才能把经济搞上去。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北京大学以王选教授为首的科研组，经过近几十年的奋斗，终于研制成功第二代汉文激光照排系统，并在经济日报社安装试生产初见成效。一九八四年中国计算机服务公司和工厂联系商谈在这套系统上研究开发民族文排版。于是我和副厂长刘士奎等同志去北京大学参观，听取他们的介绍。他们说，现在还处于边试产，边研究，边改进阶段，正式投产还需要一段时间。对于民族文字可以试验，遇到问题共同研究解决，我们尽力帮助服务。公司的人员认为可以开发出来。又经双方多次交换意见，达成初步方案是：设备由公司出资购置，委派技术人员；机房及装修由厂负责，并提供民族文字稿，选派工人参加技术培训。经厂领导班子研究后，向社党组汇报，社领导听取汇报后认为是件好事，大家原则同意合作，提出要搞一个文字协议。制定协议时又增加了开发成功后工厂无偿使用软件。协议拟定后又向党组书记、总编辑金万善同志作了汇报。万善同志考虑工厂没有懂计算机技术人员就掌握不了新技术的主动权，经他与有关单位联系调来一位懂电子技术的助理研究员和一名工程师代表厂方参加开发工作，由刘士奎副厂长负责，举行了协议签字仪式，由我和公司经理代表双方在协议上签字。社党组派副总编乌布利同志出席。经过筹备就绪后首先在微机上开发维哈文，经过几个月的研制获得成功，召开了第一次鉴定会，请社领导、维哈文室人员参加，对方领导及有关人员参加，请王选教授到会指导，王教授对于取得的成果给予肯定。社参加会议同志都到机房参观操作员用微机排出的维哈文，得到大家的赞赏，并希望试生产。

一九八四年人大、政协会议文件增加了彝文，从四川借调人员和铜模铸字排印文件。因平时没有任务，会议结束后全部退回，经和公司人员商议把彝文在微机上开发出来。经反复研究实验取得成功。一九八五年两会文件就用微机排版。因印数极少，采用复印机复印就解决了会议需要的文件。对于激光照排系统的发展，我和万善同志交换过意见，建议成立一个研究所由社直接领导，开发阶段仍在厂内，待开发成功了，购置一套设备安装在社内，这样编辑室和排版在一个楼内工作就方便了。他认为这个设想是对的，等条件成熟之后再定。我认为这套新的高科技排版设备将来一定会替代旧的排版工艺，由凸版印刷向平板印刷过渡。于是经过厂办公室会议研究决定购买两台胶印双面印刷机培养新的印刷技术人员，为以后印刷工艺转化做准备。一九八八年我调社前有五种文字已开发成功，由于二代机硬件存在一些缺陷没有正式投入生产。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王选教授和他的科研团队，在二代机的基础上研制成功第三代激光照排系统，将北大原科研组扩大为北大方正集团，把二代机上开发的民族文字移植到第三代照排机上，和汉文同步进入了印刷技术改革创新的时代。

一九九二年社里酝酿了引进这套设备，我也是倡议者之一。使用这套装备首先摆脱了印刷的铅作业，根除了铅毒对环境污染和对人体的伤害；其次可减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动力；还可以节省大量的厂房面，工厂排版车间总面积由过去的两千平方米缩减为一百多平方米；简便了手续节省了稿件运转时间；从凸版印刷转为平板胶印印刷提高了书刊质量；社内自己排版可以节省不少的出书费用。社党组研究后采纳大家的建议，决定由副总编戴贤志总负责，办公室主任崔龙兴同志牵头组织，由出版部、总编室、财务处参加引进这套系统的各项工作。如参观考察、资金筹措、人员培训、机房装修等一系列的筹备工作。出版部主要由年轻的副主任阿曼太参加，我只参与提些参考意见。购置资金不够，研究确定由全社职工自愿集资。方正集团同意培训人员，由各室抽调人员接受培训，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一九九三年购入，进行了安装调试生产，我原来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经党组决定这套系统定各微机排版中心，隶属出版部，阿曼太副主任兼主任，并抽调一人协助工作，微机排版逐步走入正轨。承担了全社各文种的排版任务。我退休之后又有了新的发展，把原来的微机排版中心分解到各室，编辑人员用电脑直接录入编排，实现了图书照排网络化。

王选教授研创的激光照排系统，使印刷业彻底摆脱了铅作业和凸版印刷，开创了我国印刷业的新纪元。他的这一重大贡献，国家授予他最高荣誉。获得印刷业最高的毕昇奖和国家科技奖，生前还获得工程院院士，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我退休后“微机排版中信”又有了多次的改变和发展，特别是把微机排版分解后，各编辑室从录入、校改、组版、付印等都在微机上完成，替代了手工排版五六道工序的工作，成为编排合一的新模式。付印后磁盘交出版部。只有两位同志运用先进的制片、出样设备就完成了软片制版工作代替了旧工艺压纸型、铝板的浇铸、铡、镀等三四道工序十多人的工作。平板胶印比铝印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也有了较大的提高。两种印刷方式相比铝印上版每次两小时，每小时印刷两千张，而且是单面印，翻过来再印另一面。平板胶印上版每次半小时，印刷每小时六千张，双面印刷一次成品。两种印刷设备效率相差三四倍。在出版部我看了几个文种新出版的样书，印刷质量都是相当好的。

年初去出版部了解微机排版情况，询问了一下出版情况，张晓强同志给我提供了近五年的数据，我看后既惊讶又兴奋。五年出版5100种，11亿多字，1500多万册，182000千印张。特别是前两项每年年均出版千余种两亿多字，这是建社六十年来最高的记录。在出版册数和印张虽有过较高数字，那是在特殊的年代极不正常情况下出现的。后两项指标由于民族文的特殊性，完成的数字也是正常的。年出版种数和字数这两项，按民族厂手工排以生产能力，唯恐两年也难以完成，并要付出大量的出版费用。

社党委带领全社职工，以党中央的思想理论为指导，思想更加解放，改革更加广泛深入，开拓创新，发挥高科技的优势，使民族出版道路更加宽广，为两个文明建设和繁荣民族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