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空了：出版家与民族事业践行者
翻开萨空了的简介，内容十分惊人。他曾任多家知名报纸的记者、编辑、主编及经理，新中国成立之后，历任新闻总署副署长、新闻总署新闻摄影局局长、出版总署副署长、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创建民委下属数家单位并主持工作等等。在这些成就背后，是过人的智慧、坚定的意志和全身心的奉献。
从《立报》开始
1935年，萨空了在一个中法合办的金融机关工作，有着优厚的收入，在几家报纸兼任编辑、记者，还在一些大学的新闻系担任教学工作。工作情况和同事关系都很好。当时的《世界画报》老板成舍我找到萨空了，希望他去上海接手《立报》时，萨空了是犹豫不决的。最终促使萨空了南下的是政治因素。
九一八事变后，萨空了和一切热血青年一样也在寻求救国之路，当他从《新青年》杂志上看到介绍马列主义的文章后，十分佩服，并把这些思想带到教学当中。1932年，国际联盟派九国调查团来到中国，了解日寇占领东三省的真相，萨空了是去反映情况的代表之一。他的这些行动引起国民党亲日派的不满，并受到了警告。当时，南京是国民党政府的所在地，一时南京、上海成为政界要人的活动中心，成舍我选在此时此地办报有相当的魄力，并且他网罗了一批人才，可以成为办报的中坚力量。基于这种情况，萨空了决定南下上海。
初接触《立报》，萨空了先接手了副刊《小茶馆》，经过一年的了解，于1936年正式任《立报》总编辑兼经理。这张小报的稿件，萨空了是这样组织的：“对于国内外新闻，在广泛了解各通讯社发稿内容的基础上，摘取其主要内容，变成简明扼要的消息。有些需要发详细内容的稿件，也往往重新编写，力求文字简洁，准确通畅，接近口语。这样采取精编的办法，该长则长，该短则短，就使这张小报的新闻内容并不比大报少。对于当地的重要新闻或社会新闻，我们则花大力气派自己的记者去采写，力求我们的独家新闻生动精彩。对一些吸引各界读者注目的社会新闻，我们则采取抓住不放的办法。”《立报》对于中外瞩目的“七君子案”就做了突出而持久的报道。
1936年7月15日，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人名义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这封信得到了毛泽东的响应，他代表中共和苏维埃政府给四人回信，表达了合作的意愿。“《立报》对于自己报道的方针也更明确了：团结、动员各阶层爱国人士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立报》对之后救国会的抗日活动加大了报道力度。这些活动直接刺激了国民党当局。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逮捕了救国会的七位领导人。得到消息时，当天的《立报》开印在即，来不及了解情况，萨空了决定先发消息，让社会上的人们知道七人被捕之事，以阻止国民党反动派暗地杀人。当天的《立报》发售之后，国民党当局就必须对这次逮捕行动进行说明。自从《立报》发表了“七人被捕“消息后，引起了全国的震惊、关注与反应，国民党不得不按法律办事。以后，《立报》就紧紧咬住这个案件不放，每天都要报道相关消息。
《立报》在上海终于打开了局面，成为小报中销路最好的一个，为促进联合抗日作出努力。但是很遗憾，1937年，上海沦陷，《立报》也不得不停刊。
1937年末萨空了只身到香港，无论是《立报》的老读者还是朋友都纷纷向他要求恢复《立报》，但资金是个问题。萨空了在上海时，曾通过胡愈之与潘汉年结识，适值潘汉年与廖承志在香港担任中国共产党香港办事处的工作。他们一直关注并认可《立报》，得知这种情况，就以共产党的名义投资三千元港币，支持萨空了把《立报》再办起来。1938年4月1日，香港《立报》创刊，萨空了担任总编辑和总经理。萨空了在发刊词中写道“香港《立报》在经济方面，虽然和上海《立报》是两个不同的组织，精神方面却完全一致。”
在副刊《言林》中，经常宣传来自共产党和陕北根据地的进步思想，还刊登一些特约航讯反映共产党的声音。一些敏感的青年从《立报》得到进步信息，就主动跑来，要求去陕北参加抗日运动，希望《立报》提供支持。萨空了在回忆文章中提到当时的情况：“我把这些情况向廖承志同志反映了。经过他们研究决定，让我作初步考察工作，然后把这些青年人介绍给廖承志同志，再由他介绍给广州，由广州的同志安排他们去延安。后来，廖承志同志又让我直接介绍给广州的云广英同志。”通过这样的方式，输送了一批革命青年到延安。
香港《立报》创刊不到半年，萨空了与亲近国民党的成舍我在立场和观点上发生了分歧，萨空了决定离开。当时正在为抗日运动奔走的杜重远为了建设抗日大后方，已经三渡天山去过新疆，他向萨空了解释：新疆的督办盛世才已经打出抗日的旗号，说新疆背靠苏联，可以得到援助，是抗战的大后方，邀请著名文化人士来建设新新疆，已经有些中共党员在那里工作了。他们辗转汉口的时候得以会见周恩来和叶剑英，他们的决定也得到了周恩来的肯定。后来杜重远曾代表萨空了向周恩来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但周恩来表示他们现在在党外，比在党内更方便工作。
周恩来的这句话在1948年得到应验。当时萨空了又回到香港，创办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同时担任中国人民救国会和民盟南方总支部的国外关系委员会的工作。为了让境外及香港的民主人士得以顺利到北平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萨空了奔走于驻香港的英国政府。当时有旱路和水路两条路径从香港回到内陆，再辗转到北平，萨空了负责水路。负责这一系列工作的有廖承志、潘汉年、范长江等人，工作安排由萨空了出面联系英国政府机构租用船只。这样的安排有几个优势：萨空了的英语比较好，也不是太知名人士，最重要的不是共产党员。结果，一批由上海转移到香港的民主人士得以通过这条水路抵达了解放区，为召开政协会议做准备工作。
萨空了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虽然没有参加党，但一直争取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并且决心一辈子跟着共产党，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主义光辉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萨空了与郑振铎的女儿郑小箴结婚，他们育有两女一子，名字分别为萨新旗、萨社旗和萨共旗。1962年，萨空了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萨空了被下放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他的儿女现在仍收藏着27份萨空了的斗私批修材料，其中丝毫没有怨言，坚持表明自己没有任何反党的思想。萨空了任民族出版社社长期间，出版了中国佛教协会为纪念佛陀涅盘2500周年而编辑的《释迦牟尼佛像集》，是一本8开的精装画册；影印出版了18世纪编写的《五体清文鉴》，成书是32开的厚厚的三本精装图书。在文革批斗的过程中，造反派让萨空了在太阳下双手拿着这四本书，高举过头顶。那时萨空了的身体很不好，1972年6月，他通过了斗私批修检查，被允许回北京治病，儿女去车站接他的时候根本没认出来，“那是我爸吗？头发全白了，完全不是我印象中的样子。在湖北镶的牙特别难看，全都龇着。还特别的瘦。当时他应该是65岁，看着像七八十岁的人。走路抬不起脚来，一点点往前蹭。走几步就得休息一下。”萨空了的儿女这样回忆，“但是他寄给家里的书信，还是跟我们说要相信党，党的总体路线方针是正确的。”
萨社旗毕业选择工作时有三个方向：去医院、当教师和当工人。在征询父亲的意见时，萨空了让她去当工人，“现在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当萨社旗得到入党机会时，萨空了非常支持，“我父亲对子女的政治生活还是很关注的，他对党十分信任，不管共产党有什么错误，都应该是奋斗的目标。”
新中国民族事业的践行者
萨空了出生于成都的一个蒙古族家庭，因为从小在南方生长，他与蒙古族并没有太多接触，一直也没有公开自己少数民族的身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在一次与李维汉的谈话中提到自己是蒙古族。1950年，周恩来总理召集有关人员在怀仁堂开会，宣布组织中央西北访问团赴西北5省考察慰问，团长是沈钧儒老先生，副团长是朋斯克（蒙古族）、马玉槐（回族）、萨空了。临行，李维汉在车站对萨空了说：“你从现在起就恢复蒙古族的身份吧！”从这时开始，萨空了才公开自己是蒙古族。那年中央访问团赴西北五省民族地区慰问，萨空了见到了蒙古人，尝到了奶食品，观看了那达慕，初次体会少数民族的生活。这也是他的民族工作的开端。
这个时期，萨空了接受了一个任务，要组建一个演出团去各地演出，这个团要代表国家的形象，其中一点就是要由各民族组成。于是，当时各民族最优秀的艺人被召集起来，包括刀美兰、崔美善等等民族精英。这就是最初的民族歌舞团。萨空了从开始创办民族歌舞团，就一直兼任着歌舞团的领导工作。据他的儿女回忆：“我们父亲平时不怎么在家，我们跟他没有太多的接触，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小时候到了周末，赶上民族歌舞团审节目，父亲就会带着我们去。我们对当时的演员都特别熟悉。”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派出了几个调查组，对我国的少数民族进行调研，重新确定各个少数民族的分布情况。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下属的参事室就负责根据这些调研情况，绘制我国的民族分布图。参事室就是民族出版社的前身，这份民族分布图也在萨空了与地图出版社的协调下，顺利出版。
早在1931年中华工农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就明确提出：“必须为国内少数民族设立完全应用民族语言文字的学校、编辑馆与印刷局。”但由于当时少数民族尚处在国民党统治之下，这项政策根本无法实行。
1949年10月，中央民委成立大会宣告要用各民族文字翻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三大文件，研究民族情况和民族理论政策，这些工作由参事室承担。
之后的三年，创立民族出版社的意见每年都被提及，但是都未成行。直到1952年，土改基本完成，三反五反结束，抗美援朝取得胜利，国内外社会情况相对稳定，经济状况也有所发展，创立民族出版社被提上日程。当时在参事室任职的庞宝光回忆起这个创建过程，是这样说的：“我感到非常震惊，从建社动议的正式提出，层层上报和批复，到多次会商、拟定方案，最后到上报备案，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这是何等的速度！从这里我进一步感受到党和国家对创建民族出版机构的关怀和重视。”
出版社的筹建工作是在原民委参事室的基础上进行的。最终决定撤销参事室，将其负责的调查研究业务连人带任务合并到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然后改进编译出版方面的工作，使其符合专业出版社的建制和需要，将参事室的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三个翻译组改建成蒙古、藏、维吾尔和哈萨克文四个编译室，到1954年增加了朝文室，原编辑组改建成汉文编辑室，原资料组和图书馆改建为图书资料室，原负责《人民画报》副册编辑工作的画刊组保留，继续副册的编辑出版，同时着手总编室、出版部和行政处的组建。中央批准建立民族出版社不久，周总理便任命萨空了为出版社社长。
在民族出版社的档案中，有一份萨空了在1953年初提交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春的请示：“关于民族出版社成立日期，为了工作上的便利，经我们研究，决定自本年一月十五日起即对外公布启用印鉴，并拟于报纸上刊登成立启事及书面通知各有关部门。是否适当，请即批示。”刘春与另一位副主委刘格平都签署了“同意”。
1953年1月15日，在椅子胡同的原参事室所在地，所有留下的人都自己搬着椅子来到东跨院的一个大房子里，民族出版社的成立大会就在这里举行。当时在画刊组的林国志回忆说：“那天是第一次见到萨空了。对于当时二十多岁，刚参加工作的我们这帮小年轻来说，那是个大人物。解放前是知名的办报人，现在是出版总署副署长。见他的心情，不亚于那些去朝圣的人。”
成立大会很简单，没有重要官员参加，全部是“自己人”。大家围坐在屋子里，萨空了站在前面，宣读了中央成立民族出版社的通知以及建立出版社的宗旨。在林国志的回忆中：“他讲话从来不坐着，都是走来走去的，也不用讲稿。我们特别喜欢听他讲话。他的眼界很高，对局势看得很清楚，我们这些天天关在屋子里的人，听他讲话特别长见识。”
在成立民族出版社的动议中，有一份当时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发给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的文件：“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为供应少数民族宣教读物，过去会由该会参事室编印了一些少数民族文字的政治理论书籍，但随着新中国文化的发展，少数民族出版物需要量迅速增加，原有非专业的编辑机构已不能担负此种任务。经该会与我署数度会商，决定建立‘民族出版社’，俾今后整个少数民族的出版工作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民族出版社建社的当年，出版物品种就已达140多种，超过了参事室时期所出图书种数的总和。除了翻译出版政策文件和《人民画报》民文版副册外，还为朝觐活动准备了中、阿、英三文种对照的《中国 穆斯林生活》。虽然朝觐团受阻，未能把这本书带出去，但是在出版当年，这本书就发行到38个国家，在当时是不可小觑的成绩。
参事室时期出版的书刊全部为自己编译，印好后全部赠送。民族出版社成立后就面临稿酬如何制订的问题。民族出版社是一个亏损企业，完全靠国家拨款来经营，萨空了在开门办社之初就说：“我们出书越多，亏损越大，就说明我们工作得越好。”当时出版社出版的书刊大部分是从汉文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如果按汉文出版的稿酬办法来计算，国家拨款的绝大部分都要用于支付著作和翻译稿费。1953年3月，萨空了向出版总署和民委提交了报告：“凡从汉文编著的图书和从外文译成汉文的图书，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时，目前对汉文编著者和翻译者免付著作权报酬。”这个报告很快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随后通报到各大出版机构和重要出版社，成为全国各民族出版机构制订稿酬制度的一个法定准则。后来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对这个问题做了进一步明确规定：汉族文字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在国内出版发行，可以不经著作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这个解决方法使有限的资金可以出版更多图书，迅速推动了民族出版事业的发展。
1954年，萨空了在一次社务会议上提到：“选题工作仍以汉文编辑室协助各编译室制定选题计划，初步提出选题书目，事前各编译室应根据各室所提要求提出初步选题书目，再与各室商定，提出选题内容范围及字数要求。汉编室根据各室所提要求提出初步选题书目，再与各室商定，然后交总编室综合整理出初步审查意见，报请领导审核。”汉编室主任梁瓯弟在一次逛故宫的时候，发现了清王朝18世纪用蒙古、藏、维吾尔、满、汉五种文字编写的辞书《五体清文鉴》，回来会同几个编辑室的主任向萨空了建议影印出版。“故宫中仅存上中下三本，是特别珍贵的藏品，内容又很复杂，不是一般人能决定得了的。”据庞宝光回忆，当时萨空了直接请示了周总理，得到了总理的批示。同时，故宫属文化部管辖范围，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正是萨空了的岳父郑振铎。“没有萨空了，这件事是办不成的。”庞宝光说道。图书出版后，获得了德国莱比锡国际图书博览会金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国际金奖。萨空了曾说：“我们做了一件清朝皇帝都没做到的事情。”
1954年，原来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人民画报》民文副刊停刊，改版为《民族画报》，以汉、蒙、藏、维、朝文出版。1957年，《民族团结》杂志创办，通过多种文字与图片形式，介绍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工作情况，以及各民族文化。这样就形成了图书、杂志和画报多种形式结合。无论是创办初期，还是文革后《民族画报》和《民族团结》复刊，这几部分的工作，一直由萨空了负责。画报的每一篇稿件他都会看，甚至标点都会改正。萨共旗回忆当时父亲的工作状态：“他每天下班，回家吃完饭，就又出去工作，或者到书房改稿子。连夜送来的稿件，他第二天就改完了。”
“从50年代起，画报社每年在春节前后，趁记者都在北京的时候召开全体业务人员参加的采编会议，萨社长只要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会议，每请必到。”当时郝纯一是从新华社调到《民族画报》的，“萨社长在会上给大家讲国际、国内形势，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少数民族方面的情况及宣传报道中应注意的问题。画报的报道，不管选择的是什么题目，采取的是什么形式，哪怕是绕三十六个弯，但说来说去终究还是不能离开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正因为如此，国家创办了《民族画报》。在世界上，除了中国，还没有哪个国家专门为少数民族办一个画报。因此你们的任务是光荣的，责任是重大的。”
萨空了的思路一直是清晰的，他的指令也一向是准确的。“萨社长交代给我们的任务，会解释得非常清楚、明确，让我们一下就明白要怎么做。他没有架子，常常带着微笑，心平气和地讲话，但是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当时还是青年人的林国志觉得每次与萨空了的接触，都受益匪浅，“被他训一顿都觉得舒舒服服的。”
在萨空了任民族出版社社长的十年时间里，多次吸纳优秀的人才到民族出版社，比如著名的木刻画家萨一佛，《五体清文鉴》的封面就是由他设计的；曾任新华社记者的郝纯一，被萨空了挖到出版社，接手《民族画报》，后来成为《民族画报》社社长。在民族出版社初创及发展时期，萨空了非常重视补充翻译出版人手，为出版社初期图书出版质量做了最大保障。
对于青年人的成长，萨空了非常重视，。“当年我们白天上班，晚上就去社里组织的夜校学习，整天混在一起，感情特别好。”几个当时的年轻人，现在的老先生回忆起当时的事情，还是很快乐。萨空了经常嘱咐：“出版社的编制不妨稍大一些，现在国家正处在建设时期，各方面都需要人，我们多吸收一些青年来，经过培养和翻译实践的锻炼，成熟后可留社工作，也可以支援地方。”出版社的干部来自各民族地区，在出版社服务一个阶段后，绝大多数又陆续回到本民族地区，成为民族地区建设的重要力量。
大众化传播思想
萨空了在《立报》副刊《小茶馆》的“点心”专栏里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个专栏是献给’上层社会的人们‘心目中所称为的’下层民众的，它将努力以浅显通俗的文字，写出些有益于他们的思想进步和增进常识的文章。副刊称之为‘小茶馆’，就是希望黄包车夫也能进来坐坐，不是像大饭店那样，苦朋友不敢进来。”
曾有人说，《立报》是立着看的，“候电车随手买来看的，电车上拉着皮圈看的，开电梯忙里偷闲看的，他们都是立着的。”从此可以看出，《立报》是受欢迎的，看《立报》的多是劳动群众。
《立报》在发刊词中提出：“以日销百万为目的！”办一份大众化的报纸，是萨空了的目标。
“我们感觉到中国报纸大众化的需要，是因为中国近百年间，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甚至遇到了空前国难，而最大多数国民仍若默然无动于心。根本毛病，即在大多数国民，不能了解本身与国家的关系，何者为应享的权利，何者为应尽的责任，都莫名其妙。一方面政治可以听其腐败，领土可以任人蚕食，一方面自己也不肯为国家有分毫牺牲。人人只知有己，不知有国。其所以造成这样现象，我们敢断言，最大多数国民，不能读报，实为最主要原因中之最主要者。”萨空了的这段分析，一针见血指出了当时国人精神麻痹的病源。“要打破这种困难，第一步，必开创一种新风气，使全国人民，对于报纸，皆能读，爱读，必读，使他们觉得读报，真和吃饭一样的需要，看戏一样的有趣，然后，国家的观念，才能打入最大多数国民的心中，国家的根基才能树立坚固。”
《小茶馆》的几个栏目，有介绍各行业工人生活情况的，有极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的，有介绍生活常识的，还有针对社会政治生活问题发表的杂感。后来由于《小茶馆》接近群众生活，收到不少读者来信，就渐渐增加来信专栏，“点心”栏目也变为针对来信提出的问题，谈感想或建议的小评论了。“我们一方面发表读者亲身感受到的受外国人欺侮掠夺的事实，一方面发表小言论，指出这是由于国民政府屈从外国人，苟且偷安导致的。这就激起了广大读者的爱国心，许多读者来信，表示要把中华民族的兴亡担负在肩。”
曾经有读者在来信中批评一些大报广告太多，文章也是无关痛痒的话，报价还很贵。而《立报》没有这些毛病，“只要省吃一根油条，已差不多够买一张。”他提议大家都来订阅《立报》，念给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听，“让文盲也渐渐知道中国的处境，前途的危险，团结的需要。”他认为，看《立报》可以救国。萨空了专门发表了文章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同意他的向民间推广报纸的运动。我们希望能在各地都有抱了为国家社会服务为职志的人，在各地创办像《立报》这样的报纸——以贱价卖意识正确的报纸给民众看，那真是可以救国的。”
萨空了曾在一篇文章中表达自己对于《小茶馆》的感激：“我因为编了《小茶馆》才知道社会的广大，群众的可爱。”而他对于社会有更深刻的认识，是在办《新疆日报》以后。由于盛世才的狭隘，新新疆的建设并不是预想的那样，萨空了也失去了当初到新疆的意义。萨空了在离开《新疆日报》时说：“在这次漫长的跋涉中，对我个人，确实有了极大的裨益。在北平、上海和香港，我做了十几年的新闻记者，每天在写文章发议论，实际上那时我只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书生而已，经过这次旅行我才大略地认识了中国，了解了中国问题之所在。过去我以为记者的言论对中国民众会有多大的影响，经过这次体验，我才知道那是‘痴人说梦’。‘行万里路’，对一般知识分子，比‘读万卷书’更为重要。因为只有真的面对了事实，你才能懂得那事实中的问题之所在。”
后来，萨空了在民族工作中贯彻了这个思想。
萨空了一贯认为：一个出版社只靠少数几个人关起门来办，是不会办好的，一定要打开大门，依靠广大社会力量，群策群力去搞，坚持群众路线。“出版工作的基础是选题，要深入群众之中，了解群众的想法，根据他们的需要，决定所要编译出版的书籍。选题制定后，要对著译者进行排队，聘请那些最适宜于对某个选题进行编辑或者翻译的同志去进行。同时还要尽可能地请一些专家审书，一些书评家评书，不断提高出版物的质量。”在萨空了领导下工作多年的庞宝光这样总结萨空了的思想，而这套方法，在今天的出版行业中也仍在使用。
萨空了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同时兼任民族出版社和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萨空了在人美社专门成立连环画编辑室，汇集了当时最有名气的画家，将一些经典著作改编成连环画。说道动因，萨空了自己做出解释：“建设社会主义中国，不能忘记十亿人口，其中八亿是农民，更要切记我国版图内多半数是民族地区，文字难识或无文字，造成文盲比重特大。图文兼貌的连环画有助于人民的知识化。即便不识字，也能看懂个大概，如果再有识字的人从旁边教教，还可以起到扫盲的作用，识字的人拿来看图，也可以通过美术感染力受到教育，可谓一举多得。”
人美社的很多优秀连环画由萨空了带到民族出版社翻译出版，但是在当时的印刷条件下，不仅费时，印制费用还要比一般图书高很多。为了节约成本，萨空了提出了一个让人赞叹的解决方法：民族出版社将所要翻译出版人美社图书的印数告诉他们，请人美社在印刷时实行图、文分别制版印刷的办法，将民族出版社所需的图一并印出，然后再由两社分别套印汉文和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仅此一项，每年为民族出版社节省不少费用。萨空了经常说：“我有两只手（两社社长），一只手赚钱（人美社），一只手赔钱（民族出版社），我要把这只手赔的钱，由那只赚钱的手补回来。”
1961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少数民族文版翻译过程中提出一些重大问题，文化部和中央民委联合召开了座谈会，由胡愈之和萨空了分别代表两个系统召集。来北京参加会议的有党中央、国务院和科学院相关部门的领导，也有著名的语言学家，同时《毛选》俄、英、法、西、日五种外文版和各少数民族文版的负责人也参加了座谈会，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学术上，都是非常权威的。在半年时间里，共召开了9次会议。萨空了在总结会上对达成共识的一些问题进行了阐述，其中有一点非常重要：关于翻译原则一直存在着争论，有“直译”、“意译”、“信、达、雅”等主张，现在达成共识的观点将翻译原则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忠实与群众化相结合”，也就是说翻译过来的文字要使读者能看得懂，能像原著民族的读者读原著一样，心灵神会，受到感染和教育。这个原则不仅成为翻译工作者追求的目标，也成为出版家意志的方向。
（策划部 王墨馥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