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在藏文室工作过的其他民族同志
丹真多杰
自1953年1月15日民族出版社成立以来，藏文室编辑队伍中有不少来自全国各地其他民族的编辑同志，先后在藏文室工作过的有汉族、回族、土族和纳西族等近50多位少数民族。他们各自先学习藏文后到藏文室与我们一起从事编辑、校对、藏汉、汉藏翻译工作，他们一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发展民族出版、传播和弘扬藏民族文化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觉得很值得追思。我是1977年2月从西北民族学院毕业就被分配到藏文编辑室工作时好多同志已离退休或调离藏文室。我所了解和共事的有这些同志：刘立千（汉族）、黄明信（汉族）、郭和卿（汉族）、喜饶朗达（纳西族）、王承昆（汉族）、李永昌（土族）、高炳辰（汉族）、古文义（回族）、李午阳（汉族）、温存智（汉族）、任积仓（汉族）、张诗昆（汉族）、陈连超（汉族）、陈克义（汉族）、吴钰（汉族）、刘宝银（汉族）、朱生兰（土族）、杨迦森（汉族）、唐国信（汉族）、李顺录（汉族）、高贺福（汉族）刘丽娅（汉族）、旦秀英（回族）李莉（汉族）等。现在这里面的好几位已故去了，大部分已退休。他们在文室工作时我们非常团结和睦，可以说就像一家人一样。他们当中涌现出大藏学家、大翻译家、佛学家和藏文书法家等知名学者。
刘立千先生，现代著名藏学家。汉族。四川省德阳县人。1910年生于四川省德阳县。幼年在家乡读小学，民国10年(1921)小学毕业后因家贫无力升学，入私塾读古代汉文典籍近8年。后考入成都瀛寰中学(后改名为荫唐中学)。19年(1930年)到重庆，考入川康平民银行工作，结识了两位佛教人士，产生了对佛学的兴趣，常去听法师和活佛讲经。由于语言不通，在学习藏传佛教时遇到了困难，遂决定到藏区去学习藏语文。22年(1933年)辞去银行的工作前往康定，跟随藏族学者谢国安学习藏语文。在基本掌握了藏语文后便从藏传佛教各教派的高僧学习宁玛派教法、萨迦派教法和格鲁派教法，不仅掌握了佛教知识，藏语文水平也得到较大的提高。1936年出任根桑泽臣活佛随行助手和翻译，开始涉足藏学领域。1944年出任成都华西协和大学边疆研究所副研究员，正式从事藏学研究。从1946年开始便致力于西藏文史和佛学典籍的翻译和介绍。25年(1936年)离开康定到成都，为传授宁玛派教法《大圆胜慧》的根桑活佛当翻译。随后又随根桑到湖南长沙传法。27年(1938年)返回康定，与谢国安之女谢建君结婚。后在康定师范学校和国立师范学校任教。29年(1940年)开始翻译第一部藏文典籍《西藏政教史鉴》(即《西藏王统记》)。32年(1943年)接受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李安宅的聘请，举家迁回老家德阳县孝泉镇，并于33年(1944年)进入边疆研究所从事藏族宗教、历史研究工作，任副研究员，直到1949年。在此期间，编写出《印藏佛教史》，编译了《续藏史鉴》，翻译了《土观宗派源流》，重新校译《西藏政教史鉴》和《玛尔巴译师传》(后译稿遗失)，还译出《米拉日巴传》、《格萨尔王传》等。
1949年随18军进藏，在西藏军区编委会从事编译。1956年到北京，先后在翻译局和民族出版社担任藏文室领导职务。文革期间受到批判。1979年落实政策后经过10年的艰苦努力，将过去数十年陆续出版过的300余万字的译著重新审定并加以注释。
1949年成都解放后，他响应政府的号召投笔从戎，准备入藏参加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1950年随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进入拉萨，在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统战部、宣传部、西藏军区编审委员会等单位工作，编写资料，并翻译《拉萨周报》。1955年调往北京，任国务院翻译局藏文处副主任。1958年调到民族出版社，任副主任。在民族出版社工作10多年，主要任务是翻译和审定《毛泽东选集》、《红旗》、《民族画报》的藏文版以及藏文读物、党和国家重要文件的藏文本等。1972年因病退休回成都。1979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聘为特约研究员，后又担任四川省《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顾问等职。1980年至1990年将旧稿重新审定、注释，交出版社出版。他老人家始终关爱着民族出版社，生前还把他在成都的一套房子捐赠给了本社。2008年2月8日，逝世於成都，享年九十九岁。
黄明信先生，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干事、西藏天文历算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古民族文字研究会名誉会员。1992年国务院为了表彰黄先生为发展我国文化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发给证书和特殊津贴。
1917年12月诞生于湖北沔阳，成长于北京，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任华西边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长住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拉卜楞寺从事研究藏传佛教文化八年，考得拉然巴rabjamba格西学位，法名：索南木嘉措（福德海之意），人称“哈响（和尚）·索南木”，这是因为藏族对汉族出家人尊称和尚。于藏传佛教、尤其是因明学和天文历算方面、有深厚的功底。五十年代初期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参事室工作，和平解放西藏协议谈判过程中在首席代表李维汉身边做翻译，后来发表过《追忆十七条协议翻译工作二三事》一文，2003年出版的《见证百年西藏》上又重载。1953年起在民族出版社任藏文编译室副主任。是第一二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藏文翻译组的主持人之一，并主持过《格西曲扎藏文词典》和一些民族遗产的整理出版工作，包括《五体清文鉴》的影印出版，对该书的成书经过进行了考证，此文在2003年出版的《贤者喜宴》里又被重刊。传统的藏文里佛学词汇丰富而现代词汇贫乏，建国初，翻译宪法毛泽东著作遇到困难，黄先生参加了开创时期的工作，对藏文哲学社会科学名词术语的确定做出了—定的贡献。他在1956年编的《西藏文法四种合编》一书到目前为止重印了十多次，合计印数达到20余万册，是藏文室有史以来印数最高的书。1958—1978年在农场劳动，为农业一级工。1978年被从农场借调到《藏汉大词典》工作，为其主要编纂者之一。1980年到了北京图书馆之后，整理馆藏藏文古籍作了大量工作，并制订了《藏文古籍编目条例》详细说明，发表于《中国藏学》(汉文版创刊号／藏文版第2期)。藏传佛教史方面，黄先生为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隋唐卷》写了《吐蕃佛教篇》(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表过《敦煌写本藏译无量寿宗要经研究》(合作)；用藏文编写了《藏族历史人物年代手册》；2003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了《汉藏大藏经目录异同一一“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及其藏译本笺证》。黄先生是《宗教大词典》的副主编之一，《佛教小词典》的两主编之一。因明学方面，主编了《中国逻辑史资料·因明卷》藏传部分，1989年在《因明学新探》一书里发表了《藏传因明典籍经眼录》，《因明研究》一书中发表了《藏传因明的应成式答辩规矩》。
他对藏历方面的研究非常渊博，黄先生与陈久金合作译著了《藏历的原理与实践》被公认为是填补学科空白的力作，受到藏汉两族和国内藏学家的重视，该书中有几十幅大小不等的数字表格，有的表格甚至大到四开纸那么大，在当时没有电脑，铅排又很难排版，黄老先生就有些犯难，我就主动提出我来手绘时，老先生很高兴，当我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绘出所有的表格，并填写好全部数字交给黄老先生时，他非常满意地向我致谢。他在社里待的时间不长，带的那段时间给我讲述好多佛学常识，受益匪浅。又另外还编写了《藏汉历算学词典》(藏文)和科普性的《藏历漫谈》；《西藏的天文历算》等受到了普片赞扬。
1979年平反恢复工作后，在北京图书馆任研究馆员，1988年离休，后返聘十年(至1998年)。直到现在96岁高龄的黄先生任然研究着藏学，任然活跃在藏学界的各种活动中。
纳西族藏学家、佛学家和翻译家喜饶朗达先生（我们都称他喇嘛朗达—朗达活佛）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汉藏翻译家,他一生致力于汉藏翻译,成就斐然。喜饶朗达先生在小说、诗歌、儿歌方面的翻译成就,向读者展示了喜饶朗达先生深厚的藏文功底、高超的翻译技巧以及娴熟的驾驭藏语言文字的能力。
喜饶朗达先生生于1916年,1954年到民族出版社工作,1986年离休。2009年12月26日溘然长逝。在30多年翻译生涯中,他一直在民族出版社从事汉藏翻译工作,取得了骄人业绩,得到了同仁们的高度评价。普日科先生曾撰写论文分三段研究分析了当代纳西族藏传佛学传承家、藏文翻译家、藏文书法家喜饶朗达先生的三大藏学成果。
1．讨论了喜饶朗达先生在传承弘扬藏传佛学，向纳西族同胞、向其他民族传授藏族传统文化方面做出的杰出成果。早年喜饶朗达先生负芨西游，历尽千辛万苦，徒步到西康德格寺求学，得迦居派高僧真传，受《引导文智慧上师》全套密法灌顶等先生少年时代富有传奇色泽的勤学苦练的真实故事以及晚年再度入寺，重温佛理，闻思圆满，修炼升华，名扬四周，进而纳徒授业，中兴正法，弘扬文化的感人事迹。
2．分析研究喜饶朗达先生的藏文翻译和编辑方面的突出成果。以喜饶朗达先生翻译、审定的700余册《民族画报》、《人民画报》以及喜饶朗达先生翻译审定的数10本藏文图书为例，重点讨论了喜饶朗达先生的翻译代表作《汉藏谚语手册》和《幼儿食物歌》（5册150首）等译著所呈显的渊博的藏学知识，深厚的藏文功底以及娴熟的翻译技巧和高超的驾驭藏族语言文字的能力。其中逐一评论了20句汉藏谚语的译文风采和10首儿歌的译文韵味。
3．分析讨论了喜饶朗达先生的藏文书法方面的特殊成果。喜饶朗达先生从事藏文画报工作约40年，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新创造了一种藏文楷体，人称“朗达藏文字”，朗达藏文字，笔口反切，字体秀美，雄劲洒脱，有人称它为藏文“柳体”。喜饶朗达先生还整理加工了流行在康区民间的土字体，让它们旧貌换新颜，使它们登上了书法的大雅之堂。
说起朗达先生的藏文书法，可以称得上书法大家。他能书写藏文正楷体、行书体、细长体、隶书体、草书体、美术体、乌尔都文和篆字等字体。他多年来编辑之余常书写画报的各种标题字、书名题字和参加社内外书法展，积累了很多经验，形成了朗达自己的书法一体，他是自己用竹片削成各种粗细不等的竹笔写在熟宣纸上的，他的各种字体都书写的清秀、美观、流畅。朗达老师我们共事多年，特别是一起翻译《人民画报》和《民族画报》，设计画报版式，书写标题字等，我拜过他为师，练习藏文书法，现在也能自己书写一两种字体。这要归功于他老人家的恩赐。
他老人家非常平易近人，特别关心和培养年轻人，只要求他就有求必应，他教会我们怎样做人，要有感恩之心对待父母、师长、单位，工作，同事等，才有好的因果，对我的教育和受益很大，非常怀念我敬重的喇嘛朗达师傅！
喜饶朗达大师是著名的纳西族藏学家，藏汉翻译家，藏文书法家，藏传佛法实修大士。2001年，88岁的喜绕朗达大师放弃京城的家庭享乐，返回故土，奔走于各界，致力于大香格里拉地区的寺院恢复，为江地佛法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一生于社会变迁中虽历尽坎坷仍矢志不移追随佛陀的法教，受到江地四众弟子的敬仰。2009年12月29日，丽江噶玛噶举喜绕朗达大师荼毗法会在云南省丽江市文峰寺举行。东宝·仲巴仁波切、各寺院金刚上师及僧众参加。
2009年12月26日上午，喜绕朗达大师于丽江松云村家中示现圆寂，享年九十六岁。
著名佛学家、翻译家郭和卿先生在完成本书译稿后，于1986年4月28日2时在京逝世，终年80岁。郭先生是四川雅安人，汉族，1907年11月25日生，1919年四川雅安高级小学毕业后，先后拜藏族学者谢国安、充格西，色拉寺高僧阿旺朗嘉为师，学习藏文和佛学。1985年后，受聘担任班禅大师驻成都办事处藏文秘书，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藏文秘书等职。1949年12月，郭先生随刘文辉部起义，1951年受聘到兰州西北民族学院任教授。1952年任北京菩提学会理事，从事佛教经典的翻译，同时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翻译新闻广播稿。1956年经中央统战部介绍，参加民族出版社藏文室编译工作。60年代以来，郭先生身处逆境，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坚持藏文典籍的翻译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郭先生得到平反，他衷心感谢中国共产党，以古稀之年，多病之躯，勤奋不懈，完成了《西藏王臣记》、《青史》、《布顿佛教史》、《塔尔寺志》等书的翻译并交付出版。
1985年郭先生在应邀为我社译完《塔尔寺志》后，又主动向青海民族出版社表示愿将《至尊宗喀巴大师传》译成汉文，并在1986年初将译稿寄来，其后数月，即有先生阖然长逝之噩耗传来。郭先生这种为工作和事业死而后已的精神，使人感佩至深。郭先生临终遗言，将平时积存的约一市斤黄金捐献给色拉寺，为其恩师阿旺朗嘉塑造身像，以表示对师长的崇敬和怀念，将多年克勤克俭积蓄的一万元稿费(含本书的稿费)捐献给民族出版社。作为奖励优秀藏文编译人员的基金，又在病榻之上，多次提及完成《至尊宗喀巴大师传》的翻译，使他死而无憾。斯人斯言，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间，我们愿与立志汉藏民族文化交流事业的同志们共勉，为加强民族团结，为搞好民族文字典籍的翻译出版工作，为促进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而努力奋斗！
以上几位学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藏传佛教很有研究，都有佛缘，对佛很虔诚，都非常善良、非常慈善，再就是都很长寿。刘立千先生享年99岁，喜饶朗达先生享年96岁，郭和卿先生享年80岁，黄明信先生健在96岁。
还有好多老师都非常优秀，像王承昆、李永昌、高炳辰、任积仓、张诗昆、陈连超、陈克义、吴钰、刘宝银、朱生兰、刘大林、杨迦森、唐国信等老师都有渊博的汉藏两文知识，丰富的翻译经验，都对藏文室的各项事业、藏文室的发展和民族出版事业做出过不朽的贡献。他们对藏文翻译、校对和编辑都非常执着，工作非常敬业，我记得一篇稿子经唐国信、任积仓、刘大林等老师校对或者通读后就没有错别字，这对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外，杨迦森老师在七八十年代担任藏文室副主任，他积极组织和带领全室人员出版过诸多优秀图书，藏文版《毛泽东选集》1-5卷、《邓小平文选》、《西藏王臣记》、《西藏王统记》、《藏汉大辞典》、《梵藏汉对照词典》、《英藏汉对照词典》、《汉藏对照词典》等重大图书和大型工具书。
高炳辰老师是我社德高望重的资深编审，他的汉藏两文知识非常渊博，翻译和编辑过大量图书外，他参与过我社重大选题《藏汉大辞典》的编纂工作，担任过第一版《汉藏对照词典》的责任编辑，参加了资料汇集、词条补充、初步加工、编辑校订、通审通校等编纂出版的全过程，并负责拟定体例和规划全书工作。期间，高老师经常利用晚上的时间给我们讲课，除了讲翻译、编辑知识外还讲汉语语法，为培养年轻编辑倾注了大量心血。2001年1月为满足广大读者要求，由我负责把1991年我社出版的十六开铅印版用计算机重新录入排版成小32开版时，高老师始终关心和指导我，当词典出版后他发现后记里的“语言文字”错排成“语言文学”了，告知我重印时一定改过来，我就照此改正了。他老人家还一直关注着《汉藏对照词典》的修订情况，今年年初他给我打来电话询问此事，我告诉他修订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时，他满意地说：“这就好，该好好修订了”。
他们对我们文室的藏族同胞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们每逢藏历年前文室领导等带上礼品去拜访，给他们敬献洁白的哈达祝贺藏历新年时，都非常高兴，并很关心地询问藏文室的各方面的情况聊起来没完。有一年的藏历年我们邀请了所有离退休同志到文室参加藏历年联欢会，那天大人小孩一起唱歌跳舞非常热闹，都很开心。过了几天后，张诗昆老师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一篇介绍我们过藏历年的文章，描写那晚的热闹场面，赞美藏民族热情豪爽，能歌善舞的优良传统，还特别描述了我们的孩子们也与大人们一起跳锅庄舞，他们的动作和舞姿优美可爱，证实了藏民族自称：“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的说法。2001年1月他老人家患病住院得知病危后，我们文室主任和几位藏族同事带着慰问金和哈达前往医院探视时，老人基本上已昏迷，当我们给他敬献哈达并用藏语问候时，他老人家缓缓睁开眼睛，握住我们的手点头致意，家属很惊奇地说：“他一直在昏迷，你们一说藏语，献哈达就醒过来了”，我们在场的都很感动。病逝后亲属遵照先生的遗愿,向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捐赠了珍贵藏书。
以上所述我室的其他民族同仁们对藏文化、藏文室和我们藏族都十分友善、和蔼，在生活习惯等方面我们相互尊重，他们非常随和，也喜欢喝酥油茶、青稞酒，喜欢吃糌粑、奶酪、厥麻、牦牛干肉等藏区特产，只要我们文室的谁回老家探亲或者去藏区出差，回来时都带些家乡特产拿到办公室供大家享用，这个习俗沿用至今，我们藏文室是很温馨很和谐的集体，希望往后也保持下去。
最后，我以感恩的心对已故老师们寄托我们的哀思，我们不会忘记你们的恩德，并祝愿健在的老师们健康长寿，幸福圆满，扎西德勒！
